谁能想到，京剧名家言慧珠放心托付的幼子，在母亲走后，会熬过这样一段艰难岁月？
1966 年，言慧珠不幸离世，她将年仅 10 岁的儿子言清卿托付给继父俞振飞。此后少年寄人篱下，日子过得十分苦寒，寒冬没有棉鞋保暖，大年三十的一餐，碗里仅仅分到六根肉丝。

1970年清明前夕，十五岁的言清卿问继父俞振飞：母亲言慧珠的骨灰安放在哪里？
他想把母亲的骨灰找回来。俞振飞没有告诉他，反而责问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添乱。言清卿一气之下推倒椅子，跑出家门。

第二天，学校红卫兵在华园门口贴出通知，限他二十四小时内回校。
随后，他被带进学习班，在凯旋路一处橡胶厂仓库里接受批判改造，前后两个星期。批判的理由，是他企图取回被称为“反革命”“黑帮”的母亲骨灰。

言慧珠去世已经四年。她是京剧名家，1957年调入上海市戏曲学校任副校长，俞振飞任校长。1966年，学校陷入瘫痪，副校长言慧珠等教师相继遭受迫害。9月初，搜查持续近一天一夜，言慧珠藏在家中的财物被搜走。

9月10日晚，言慧珠在华园自尽，次日清晨，救护车驶出了华园。她年仅四十七岁。

前一晚，言慧珠把儿子交托给俞振飞。
言清卿后来讲述，母亲给了他五十元钱、一块小黑板，还把一块手表塞进他的口袋，让他转交徐常青。随后，母子俩来到俞振飞面前，母亲跪下，请他把孩子抚养成人。

俞振飞答应，自己有饭吃，孩子也有饭吃。母亲去世第二天，言清卿把五十元钱交给俞振飞，因为在孩子心里，母亲不在了，继父就是最亲的人。

言清卿的生父薛浩伟早已与言慧珠离婚，常年在外地演出。
言清卿与生父实际相处只有两三年，与俞振飞前后共同生活却有十四年。言慧珠与俞振飞也已分居多年。母亲去世后，言清卿留在华园，和俞振飞及保姆王菊英共同生活。

家里的饭桌、开支和日常起居，都由俞振飞和保姆安排。
言清卿后来讲述，俞振飞和保姆常常另桌吃饭，他只能吃剩菜剩饭。

早饭桌上有稀饭、肉松、酱黄瓜、皮蛋和油条，他却很难分到一根油条。一次，他站在门口看着油条，保姆把门关上。他哭着去上学，被居委会大妈看见。大妈上门做工作后，家里才答应每天给他买一根。油条放在买菜篮里，带回家时沾了污物，他擦一擦继续吃。

衣服也要靠母亲留下的旧物支撑。言清卿穿过母亲的灯芯绒裤和劳动布上衣，持续多年。裤子不合身，拉链位置又与男孩子的衣裤不同，他在学校里遭到嘲笑。

鞋子破了，脚趾露在外面，冬天只能穿薄袜子。言慧珠生前的秘书傅莉玲曾找俞振飞交涉，后来他拿出一双旧解放鞋。

1967年，言清卿摔倒，裤子被柏油粘住，起身时撕破。
他回家要裤子，遭到责骂，直到居委会工作人员上门，家里才买布给他做了一条。
1970年除夕，言清卿的碗里只有六根细肉丝。这顿饭后来一直留在他的记忆里。那时他已经十五岁，正是饭量大、长身体的时候。

言清卿还讲过，自己饿得受不了，曾把家里的铜果盘拿去卖，换钱买了十个肉包子和一碗馄饨；后来拆下壁炉上的铜表壳，又被废品站当作偷来的东西送到派出所。

俞振飞同时还是学校校长。言清卿回忆，继父和保姆曾多次到学校告状，称他是“资产阶级的小少爷”，要求老师管教。

言清卿后来因饥饿到郊区偷番薯，被抓后挂着牌子在打谷场上批斗。
徐常青常把他接到家里吃饭，给他做红烧肉；傅莉玲替他向俞振飞讨鞋；舅舅言少朋则为他的户口和住房奔走。徐常青能接他吃一顿饭，言少朋能替他跑一趟手续，放学后他仍要回到华园。

初中毕业后，言清卿曾被送到合肥投奔生父薛浩伟。
他在那里住了半个月。薛浩伟已经有了新的家庭，家中还有几个孩子，言清卿最终回到上海。
1975年，舅舅言少朋向劳动局写报告，希望言清卿留在上海照顾年迈外婆。

工作人员要求由孩子父亲提出申请，言少朋只得去找俞振飞。

户口迁回上海后，言清卿一度不能住回华园，只能借住在徐常青家中。围绕华园的居住问题，他与俞振飞仍有争执。

俞振飞自己也在那段岁月里遭受冲击。昆曲学生蔡正仁回忆，抄家后华园屋顶破损，雨水漏进楼里，俞振飞住在底楼潮湿的客厅，床是两条长凳架着棕绷。蔡正仁后来把他接到自己家住了一百天，并为他向有关部门奔走，俞振飞才在泰安路落实住房。

俞振飞的生活同样受到破坏；言清卿在同一时期却仍缺衣少食，且一度被送离上海。

1979年，言慧珠得到平反，上海戏曲界为她举行纪念活动。

那时言清卿已经二十多岁。母亲去世前把他交给俞振飞时，他还在读小学；等到母亲的名字重新得到肯定，他已经走过了整个少年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