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 年春天，全国政协小组讨论会上，时任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坦诚说出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动员全国各地学大寨是极大的浪费，是把农业引入歧途，是把农民推入穷困的峡谷。” 他还尖锐提出，陈永贵已经身为副总理，却迟迟没有承认其中存在的严重错误。

1977年底，中央召开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昔阳县的发言口气很硬，反问其他地方：“昔阳能办到的，别的地方为什么办不到？”这句话后来被昔阳县委自己列入检查内容。一个地方的农业经验，已经成了衡量其他地方工作成绩的尺子。

杨显东在1979年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发言，正是针对这种推广方式。
五届政协第二次会议于当年6月15日至7月2日在北京举行。杨显东时任农业部副部长，长期从事农业研究和管理。他在小组讨论中反对全国各地照搬大寨，并批评陈永贵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仍未正视运动中出现的严重问题。

大寨最初为什么能成为全国典型？
1964年9月，《人民日报》报道大寨时，列出一组很具体的生产条件：全队802亩耕地分布在四千七百多块地里，约九成五是坡地和梁地；年降雨量约500至700毫米，集中在七八月，春旱和秋涝都威胁收成。

当地没有合适的水库库址，也缺少可供引水灌溉的水源，于是修水平梯田、闸沟淤地、深耕施肥，把雨水尽量留在土里。1962年，大寨粮食亩产达到774斤。

这些做法有明确的自然条件和劳动投入。土地改造每亩约需120个劳动日，田间管理每亩还需约20个劳动日。大寨也得到过国家供应的脱粒机、铡草机、加工机械和化肥等支持。

群众的劳动、集体组织和外部物资共同发挥作用，才形成当地的增产经验。

1964年的报道还明确指出，土壤蓄水保墒的办法，对常年雨量并不少、又难以修建灌溉工程的旱作地区具有特殊意义。大寨的经验原本有适用条件，后来推广时，条件逐渐被省略，政治要求却不断加码。

昔阳县委1979年3月公开检查时承认，过去宣传大寨和昔阳经验说过绝对话，介绍取消自留地、取消集市贸易等做法时，还把它们当成值得推广的经验。县里推广大寨劳动管理制度，出现一刀切和平均主义。正当的砖厂、编织、外出运输等副业也曾被批作资本主义。后来粮食减产、售粮减少，社队现金收入和分配兑现都出了问题。

统计数字也被卷进了这场竞赛。昔阳县委承认，1973年全县粮食实际产量为1亿4896.5万斤，上报却达到2亿1900万斤，多报7000多万斤。1980年7月，县里重新核查1973年至1977年的粮食账，五年虚报总量达到2.72亿多斤。由于连年虚报，有些社队明明增产却闹粮荒，群众出力受苦，还得跟着遭饥荒。

1978年7月，杨显东参加在太原举行的全国农业学术讨论会，并当选中国农学会理事长。

此后，他组织农业界讨论大寨问题，把土地、产量、经营方式和农民收入等问题摆到一起讨论。到了1979年6月，他又在全国政协小组会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当时农村政策也在发生变化。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生产队的自主权必须受到保护，不得无偿调用其劳力、资金和物资；劳动报酬要按照劳动数量和质量计算；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不得随意干涉。这些规定直接触及了大寨式推广中出现的平均主义、压缩副业和强制管理问题。

杨显东的发言没有让争论立即结束。大寨方面的政协委员提出反对意见，农业部党组有人批评他未经党组同意便发言，并要求他作检讨。陈永贵当时仍任国务院副总理，杨显东在政协会议上提出批评，也要面对来自部门内部和大寨方面的压力。他可以利用农业专家和政协委员的身份公开表达意见，却无法凭一次发言改变全国各地的执行方式。

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中央批语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寨和昔阳县推行左倾路线，陈永贵负主要责任；在全国范围推广大寨经验所犯的错误，主要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文件同时肯定大寨早期建设成绩，也承认全国多数农业先进典型有实际贡献。

中央要求各地推广农业经验时，必须考虑当地自然条件和农民经济利益，重视实际效果，并在农民自愿接受的基础上逐步试验。

大寨修出的梯田仍然存在，改土治水的办法也没有失去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