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的大佐非常难当，能在40岁左右当上大佐都是难上加难。

别看佐官低于将官，但绝对不是个小官。

因为日本的政治传统是陪臣执国命，高级军衔实际上相当于爵位，真正干活和决策的都是大尉到大佐这一个阶层。

参谋本部里，做计划、做编制、做大纲的都是佐尉官。

作战部队参谋也基本是佐尉官为基础，一线带兵的大队长、联队长也是少、大佐的佐官。

而大佐也是奏任官里的最顶级，需要军部上奏天皇后，再由军部任命，算是日本的天子门生了。

从某方面来说，大佐已经一只脚踏入将军门槛，一旦战死，往往会追封一级，以少将身份下葬。

另一边，日军晋升又非常讲原则，必须一步一步来。

哪怕将二代也得熬，比如将二代的东条英机要到45岁才当上大佐。

寺内寿一有当首相和大将的老爸，自己也得40岁当大佐。

就算皇族出身，也别想走快车道。

比如裕仁天皇的姑父加堂叔朝香宫鸠彦，30岁时也只是大尉军衔，等当大佐的时候已经38岁了。

将二代、皇族出身都晋升如此之难，可想而知想要当个大佐有多难。

除了需要熬，还得顶级军校毕业。

旧日本陆军有个十年人事的说法，即陆军大学校毕业十年左右能升大佐。

而旧日本的陆大相当于国防大学研究生班，一期只招收几十个人，绝大多数都是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成绩排名前列的人选拔，都是精英里的精英。

比如冈村宁次，20岁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刚毕业就参加了日俄战争，而后进入陆军大学校第25期学习。

1913年毕业后，冈村宁次进入参谋本部，军衔是大尉。

在大尉军衔上一熬就是6年，直到1919年的时候才正式当少佐，这一年，他35岁。

但就算如此，冈村宁次也是日军里的人生赢家。

1921年以少佐身份参与巴登巴登会议，同行的还有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以及东条英机。

因东条英机晋升少佐比较晚，只能给他们三人递烟和站岗。

到了1924年，冈村宁次当了中佐。

这段时期，冈村宁次在上海担任日本驻上海武官，虽然是中佐，但手头比较拮据。

先是次子在上海染病夭折，后妻子在东京病逝，自己开销又大，难免有些不够用，回忆录里也抱怨过手头拮据，就选择给学生孙传芳当顾问。

一方面可以执行对华渗透战略，一方面也可以拿顾问津贴补贴赚点外快。

这种手头拮据的情况在当时日军里并不少见，比如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也在大佐任上给张作霖打工当顾问。

那冈村宁次什么时候当大佐的呢？是1927年，这一年他已经44岁了。

大佐已经是日军普通人能晋升的最高军衔了，往上的将官都是敕任官。

虽说抗战时期日军少将实权不如大佐，但敕任官由天皇亲自颁发任命状，日本人见了敕任官都要尊称他们为阁下，地位和大佐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也因此为了能谋求晋升，一些少壮派军官总会抓住机会挑事，试图加官晋爵。

抗战时期日军挑起不少事情，主谋的日军军官都不高，像土肥原贤二军衔不过是大佐、石原莞尔是中佐，板垣征四郎也只是大佐。

这三人在1932年前后都官升一级，然后进入了升官快车道。

后来牟田口廉也有样学样，以大佐身份挑起了七七事变。

大佐晋升难，击毙也难。

现在很多抗日剧动不动击毙一个大佐，但实际上，因为日军大佐少，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这六年里，中国军民击毙的日军大佐不过四名。

而全面抗战时期，有名可查的日军大佐才四十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