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 年 5 月，毛主席从北京飞广州，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第一次乘坐中国飞行员驾驶的里 - 2 专机。抵达白云机场，大家一同合影留念。

1956年5月20日，毛主席在广州起草了一份中央通知。
六天前，中央要求各省市汇报经济工作，可以侧重地方管理的企业；这次通知修改了规定，中央部门管理的大厂也要一并讲清。通知举出的例子，有武汉钢铁公司、广州造纸厂和广东糖业公司。地方经济究竟怎样运行，光听北京各部委的报告还不够。

这年春天，毛主席已连续听取三十四个中央部门的工作汇报。
3月30日，中央还曾把地方经济状况、五年计划执行情况、资源条件以及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权限等十项问题交给各省准备。北京各部委汇报全国业务，省市负责人则需要把这些业务落在当地的情况讲明白。

4月25日，毛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论十大关系》，其中就有中央和地方、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会议之后，考察范围从中央机关扩展到南方几个省，广州成了集中听取地方情况的地方。

从北京到广州，毛主席这回没有乘火车。5月3日，他登上一架编号8205的里-2运输机，从北京西郊机场出发。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第一次乘坐人民空军飞行员驾驶的专机。1945年去重庆谈判时，他坐过美国飞机；1956年这架里-2仍由苏联制造，但驾驶、领航、通信和地面准备由中国空军承担。
空军为什么没有把更快的新飞机派来？当时部队已有伊尔-14运输机，性能和速度都好于里-2，驾驶员对它的掌握却还需要积累。里-2在部队使用多年，飞行、维护和处置一般故障的经验更充分。对于这趟载着毛主席的航程，刘亚楼选定了机组熟悉的旧机型，还安排另一架飞机作为备用。

机长胡萍并非第一次执行重要专机任务。他原在陆军工作，1950年进入空军航校学习飞行，后来担任空军独立第三团团长。1954年，周恩来从日内瓦会议回国后，胡萍承担过国内航段的驾驶任务。两年后，毛主席广州之行仍交给他负责，副驾驶由陈锦忠担任，张振民管领航，柳昆尚管通信，舒执章管机械保障。

飞机选定，机舱还得临时调整。4月30日，警卫部门检查准备情况，原来准备的棕床放不进舱内，修理厂便按尺寸加工木板床。到5月3日清晨，机械人员再次试车，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主持试飞，检查设备运转。专机此时没有后来的完善配置，一张床和一次试飞，都需要修理人员、机组与指挥机关逐项落实。

那天飞机飞了两段。上午从北京起飞，中午12时30分在武汉南湖机场降落，补充燃料后再次升空，傍晚6时抵达广州白云机场。里-2的速度不快，又要在途中停靠，从出发到抵达仍只用了一天。武汉机场负责加油和中转，广州机场负责接收降落，沿途领航、气象与通信人员分别接续工作。
接近广州时，白云机场附近有云层，机组依靠仪表和地面导航设备完成下降。飞机停稳后，毛主席与机组和接待人员在机场合影。照片中，胡萍站在毛主席身旁，刘亚楼、罗瑞卿、陶铸等人也在场；陈锦忠、张振民、柳昆尚、舒执章这些负责具体飞行岗位的人，同样进入了画面。

机场上的任务完成了，广州的调查才刚展开。5月14日，毛主席为中央起草通知，将地方汇报内容细分为工业、交通、商业、农业、财政等项目，还涉及华侨、渔民、盐民和港澳等广东特有问题。在广州的汇报会上，来自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的负责人陆续介绍本省工作。地方干部除了谈生产数字，还要把管理权限、财政安排、企业运转中的问题带到会议上。

5月21日，毛主席在陶铸等人陪同下参观广东水产馆，观看南海资源分布图和水产品标本。5月29日，他又进入广州造纸厂，了解磨木车间的原料利用和高速抄纸机安装情况，随后到广州通用机器厂察看甘蔗加工设备。此前在北京听取的工业建设问题，如今落到了具体工厂、设备和技术工人身上。
5月30日，毛主席乘机离开广州去长沙，次日又飞往武汉。由于北京天气不佳，专机在武汉停留数日。6月4日返京途中，河北一带的雷雨云阻断原定航路，机组与地面的无线电联系一度中断。胡萍绕开云区，经沧州、天津方向飞回北京。旧式运输机遇到复杂天气，驾驶经验能够帮助机组改变航线，通信和气象条件的限制却不会自行消失。

此后毛主席继续乘坐人民空军专机。1957年3月至1958年9月，他仅乘坐编号4202的伊尔-14就有23次。1956年那趟广州飞行用的是熟悉的里-2，后来更先进的飞机逐渐承担更多任务。4202号伊尔-14按照专机要求订购，重要部件作了加强，客舱内设置了固定的工作桌椅和卧床。

1956年还需要临时调整客舱的飞行任务，此后已有专门配置的机型可以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