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战犯东条英机，在1945年投降后受审时，竟然说了这样一句话：中国人如果不反抗的话，日本人就不会大屠杀。

1948年11月，东京。

距日本宣告投降已过去三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接近收尾。东条英机坐在被告席上，穿着囚服，戴着厚镜片眼镜，说话时的语气像是在叙述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情。

在那次讯问中，他说了大意如此的一段话：是中国军队持续的武装抵抗，使战场局面失控，若没有这种抵抗，就不会走到屠杀那一步。

把抵抗作为屠杀的理由。

这句话让中国检察官梅汝璈在工作笔记里沉默了很久。

东条英机1884年生于东京，出身军人家庭，这条路从一开始就没有多少别的走法。

他在陆军里一步步升迁，以执行力强著称，部下评价他"不知疲倦"，放在别处这是夸奖，放在军国主义体制里是另一种意思。

1935年，他出任关东军宪兵队司令，主管东北地区治安镇压，对抗日力量的清剿做得相当彻底。

1940年升任陆军大臣，1941年10月在日本帝国对外扩张的最高点上，兼任内阁总理大臣，成为战争决策的核心。

1941年12月8日，日本联合舰队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个决定由东条主导。那之后日军在亚太一度攻势如潮，直到1942年中途岛一役，制海权开始易手，战局的天平缓慢移动。

在中国，这场战争比太平洋战场早了整整四年。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开始。

同年12月，日军攻陷南京。接下来六周里发生的事情，后来在法庭上被检察官用数百页文件反复提及。

南京城内大量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遭到屠杀，强奸、纵火、劫掠同步发生。

这些事件留下了当时仍在南京的西方外交官、传教士和商人的大量目击记录。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将自己所见所录写进了日记，这份日记后来成为庭审中重要的书面证据之一。

东条彼时担任关东军参谋长，并不在南京战场，但他身处的军事体系是整个侵华战争的决策层。

1944年7月，随着塞班岛失守，东条被迫辞去首相职务。

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发布终战诏书，东条英机住在东京郊外的家中，等来了这个消息。

9月11日，麦克阿瑟下令逮捕战争嫌疑人，东条英机在名单首位。

这天上午，在美国宪兵到来之前，他找来一名医生，让对方在自己胸口标注了心脏的位置。

宪兵抵达时，屋内传出枪声。

破门而入后，士兵发现东条倒在椅子上，胸口中弹，意识尚存。军医当场施救，送往医院。子弹穿过了胸腔，但偏离了那个被圈出来的点，心脏没有被击中。东条活了下来。

美方特地派出军医为他止血输血，理由在命令里写得很清楚：他必须能够出庭受审。

1946年5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庭长由澳大利亚法官韦伯担任，来自11个国家的法官各就其位，检察官团队由美国人约瑟夫·基南主导，中方检察官是梅汝璈。

被告共28名，起诉罪名涵盖反和平罪、战争罪、反人类罪三大类。

整个审判持续两年半，庭审记录超过四万页。

东条在法庭上始终保持一种奇特的镇定。他承认日本发动了战争，但称之为"自存自卫"；他承认军队存在纪律问题，但将具体暴行推给现场指挥官；他一再强调"奉天皇之命行事"，这个辩护方向让检察官处境微妙，因为追究下去可能牵涉皇室。

梅汝璈后来写道，他在审判中注意到，东条提及中国战场时，始终用"事变"而非"侵略"，这不是口误，每个词都被仔细挑选过。

在审问南京事件那一次，检察官追问为何会发生如此大规模针对平民的杀戮，东条的回答让翻译停顿了一下才继续说完，大意是：中国军队的持续武装抵抗，使战场局面难以控制，若没有这种抵抗，就不会走到屠杀的地步。

约翰·拉贝的日记、德国外交人员乔治·罗森的报告、金陵大学教授史密斯的调查记录，这些文件在庭上一份一份被提交，翻译成英文后由法官逐页阅览。

梅汝璈在工作笔记里写道，东条这类陈述让他感到的不是激动，而是一种沉静下来的确认：这就是他们对这件事的理解方式。

1948年11月12日，法庭宣读判决。28名被告中，7人被判处绞刑，东条英机在其中。

12月23日，巢鸭监狱，凌晨绞刑执行。同日处决的还有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和武藤章。

松井石根，是南京战役的直接指挥官。

东条临刑前留有遗言，表达了对战争造成伤害的遗憾，以及对日本未来走和平道路的希望。据在场人员事后记述，他在最后时刻高喊了天皇万岁。

那颗当年没有打中他心脏的子弹，据说被救治他的美军医生带走，作为一件私人留存的纪念品。这个细节不同资料说法不一，真假已难考证。

而法庭上那段把"抵抗"与"屠杀"挂钩的陈述，没有改变任何一条罪名，没能让一个判决减轻，也没能让任何一条被害者的记录从档案里消失。


参考来源：
梅汝璈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律出版社，1988年
约翰·拉贝著、朱峻峰等译，《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