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是怎么亡的?
1911年11月27日,汉阳失守。北洋军攻占龟山,隔着长江便是武昌。
一个多月前,武昌起义成功,汉口、汉阳也曾由起义军控制,如今清军重新占了上风。兵还打得动,皇帝的江山却守不住了。次月,前线停战,南北开始商量怎样结束帝制。就在汉阳失守的同一天,成都宣布独立,四川成立了新的军政府。
江苏巡抚程德全起初仍站在清廷一边。武昌起义后,他曾电请朝廷改组内阁、宣布宪法,盼着以改革稳住人心。到了11月5日,他在立宪派劝说下宣布江苏独立,自己成了都督。
官还是那批官,衙门也没有连夜换一遍,只是号令的来源变了。对清廷而言,这比少守一座城更难应付。它指望地方官维持秩序,地方官却开始用脱离朝廷的方式维持秩序。
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仍将大权留给皇帝。1909年起,各省陆续设立咨议局,地方士绅能够议论预算、提出政治要求。1910年,立宪派多次请愿,希望尽早召开国会。他们愿意保留皇帝,交换条件是让内阁对政治负责,让地方利益有表达的地方。朝廷不断缩短预备立宪期限,却始终舍不得交出决策权。
1911年5月,清廷宣布成立责任内阁。十三名国务大臣,汉族只有四人,五名皇族掌握要职。各省咨议局议员提出异议,朝廷以维护任命权为由斥责。载沣想借亲贵控制军政,立宪派则要求重组内阁,朝廷未予采纳。半年之后,江苏巡抚会选择独立,便有了这层政治背景。
皇室为何如此急着攥住权力?几十年的战争与赔款,已经把朝廷逼进窄巷。太平天国战争时,湘军、淮军依靠地方筹饷募兵,1853年兴起的厘金为军费开出新财路。战争过去,地方筹款和维持军队的本事留下了。朝廷仍能任免督抚,却难以像调拨自家库银那样支配各省资源。清末重新收拢财权和军权,原有地方网络受到触动,新机构又来不及建立起同样可靠的执行能力。
1901年的《辛丑条约》规定赔款本金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偿还。关税、盐税等收入还被用作偿债担保,朝廷可自由调配的财源更加受限。新政偏偏需要更多花费:新军要军饷,警察要经费,学校要房舍和教师。朝廷向各省分摊负担,各省再向商民筹措。改革的好处要过些年才看得见,税捐却要当下缴纳。握着钱袋子的地方人士,对于中央伸手自然越发警惕。
铁路把这层矛盾推到了台前。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川汉、粤汉等铁路干线国有,并向外国银行团借款。四川商民多年认购川汉铁路股款,其中一大部分来自按租谷摊收的租股。乡间不少农户也为铁路出过钱,收款又常通过地方官府办理。铁路经营中已有亏蚀,股东盼着补偿,地方绅商担忧失去经营权。朝廷要统一修路,地方却要知道钱怎样算、路由谁管,双方越谈越僵。
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拘捕保路代表,军队开枪镇压请愿群众。四川反抗扩大,清廷从湖北调兵入川。湖北新军中的文学社、共进会早已秘密开展革命活动,调防使当地兵力部署出现变动。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爆发。几周里,多个省份宣布独立,地方军人、立宪士绅与革命党人逐渐结成新的合作关系。南方各省还开始商议组织共同政府。
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各省代表随后决定把新政府设在那里。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武昌仍有清军逼近,南方却已经有了另一个政府。清廷想靠一场胜仗让各省回头,能够开出的条件反而越来越少。
袁世凯因此成了朝廷非用不可的人。载沣此前曾将他逐出权力中心,起义后却不得不重新起用。北洋军夺回汉口、汉阳,革命军一时难以北上,袁在谈判桌上的分量随战事增加。可各省已经独立,单凭夺回汉口、汉阳,也无法让地方官绅重新效忠皇室。袁需要用军队向南方施压,也需要凭南方的共和主张向清廷争取条件。
1912年1月26日,段祺瑞等北洋将领联名电奏,要求确立共和政体。
连朝廷依靠的武装力量也要求改变国体,隆裕太后所能周旋的余地更小。南方愿意以袁出任临时大总统作为妥协的一部分,清室则获得保留尊号、经费等优待安排。2月12日,清帝退位;三天后,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汉阳的清军仍能架炮轰击武昌,江苏巡抚却已不奉朝廷号令,南方各省正在安排新的中央政府。袁世凯手里的军队成了决定皇室去留的重要筹码,皇帝的诏令再也无法独自决定国家的前途。大清还有能打胜仗的兵,却找不到足够多愿意为皇位继续打仗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