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第一个会英语的人是谁？” 在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下，如何学的？

咱们平时聊到晚清谁最早会英语，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曾纪泽，再不济也是林则徐。

一个是曾国藩的儿子，出使欧洲能自己起草核对外交文件，一个是公认开眼看世界的先行者，55 岁还抱着单词本硬啃。

但要说他俩是 “中国第一个会英语的人”，那就差得远了。

平心而论，曾纪泽的英语水平在同级官员里确实拔尖。

他大概 1871 年前后开始系统学习，那时候已经 30 多岁，属于半路出家，但学得扎实，外交文书能自己写、自己校，不用完全依赖翻译，这在当时的朝堂上非常少见。

林则徐更拼，55 岁高龄接触外语，用的是最笨的汉字注音法，把 China 标成 “柴诺”，一个词一个词硬记，也是真下了苦功。

可他俩充其量是清朝官员里主动学英语的先行者，跟广州口岸那些靠英语吃饭的人比，晚了足足几十年。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他俩是 “第一个”？

说白了，历史大多是文人写的，当官的、做学问的才有资格被写进史书。

那些在码头跑生意的通事、买办、跑街的仆役，社会地位不高，没人专门记他们的名字，可恰恰是这群没留下姓名的普通人，才是最早天天跟英国人打交道、靠着半吊子英语做生意的人。

这事得从 1757 年说起。

乾隆皇帝下令实行一口通商，全中国只有广州一个口岸能跟外国人做生意。

朝廷明面上管得严，不许中外百姓私自接触，更不许随便学洋人的话，可生意总得做，总不能全程靠手比划。

于是十三行周边的人自己摸索出了一套英语，就是后来常说的 “广州英语”，也叫洋泾浜英语。

当年广州壁经堂刻过一本小册子，叫《红毛通用番话》，里面一共收了 372 个词，分生意数目、人物俗语、言语通用、食物杂用四类。

你看这个排序就很有意思，最前面是数字、价格，最后才是吃喝用词，摆明了就是为做生意服务的，根本不是什么正经外语教材。

里面的注音全是粤语谐音，today 注成 “土地”，man 注成 “曼”，thing 念 “听”，red 念 “劣”。

英语里有些辅音粤语里没有，学习者就找最接近的音代替，很多动词后面还会习惯性加个 chee 的尾音。

句子更是怎么顺口怎么来，完全按粤语语序组织，什么时态、人称、单复数，一概不管，只要两边能听懂、能做成生意就行。

放到今天，肯定有人嫌这种英语不标准、上不了台面。

可你想想，那时候没有正规学校，没有语法书，连个正经外教都找不到，生存本身就是最好的老师。

数字说错一个零，可能整船货都赔进去，货名搞混了，订单直接黄了。

就这几百个词，天天在码头说、天天在生意里用，听得多了自然就会了。

比起现在很多人背了几千单词还是张不开嘴，人家这几百个词是真能用、真能解决问题。

语言这东西，从来不是越标准越厉害，能用、够用才是最实在的。

十三行的通事不用默写单词，不用考四六级，在码头待上一年半载，砍价、验货、报关样样都行。

对他们来说，英语不是什么高深学问，就是跟算盘、秤砣一样的吃饭家伙。

其实往远了说，翻译这事在中国根本不是晚清才有的新鲜事。

早在西周《礼记》里就有记载，五方之民言语不通，专门设了翻译的官职，东方叫寄，南方叫象，西方叫狄鞮，北方叫译。

到了汉代更有意思，南方的越裳氏来朝贡，要经过好几拨人层层转译才能听懂，史书里叫 “重译”。

每个人不用懂终点的语言，只要能听懂相邻地区的话就行，一层一层往下传，跟传话游戏似的。

这跟后来大航海时代的路子一模一样，达・伽马去印度靠阿拉伯语当中介，皮萨罗征服南美找当地土著当翻译，大家的思路都一样：先能沟通再说，标不标准、好不好听，都是后面才考虑的事。

所以说，非要找 “第一个会英语的中国人”，其实没什么意义，因为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明确的人。

最早摸到这门语言的，是一群没留下姓名的码头生意人。

他们不是为了研究西方文化，也不是喊着什么开眼看世界的口号，就是为了养家糊口，硬生生攒出了一套粗糙但好用的口语。

后来曾纪泽、林则徐这些人，是把英语从谋生工具变成了了解世界的桥梁，他们的贡献当然很大，但不能因此就把前面那些小人物的功劳全抹了。

我们总习惯把什么事都安在名人头上，好像只有大人物做的事才算数，可历史的真相往往是：需求在哪，创新就在哪，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常常是史书里没名字的普通人。

语言这东西从来都是需求推着走的。

课堂能教你语法、教你单词、教你标准发音，但没有真实的使用场景，背得再多也只是死知识。

当年广州那些连名字都没留下的通事，用最简陋的注音、最不标准的发音，撑起了一口通商时代几十年的日常贸易。

这份不起眼的实用，其实比很多书本上的学问都要鲜活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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