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夏天，北京一间小会议室里，六十九岁的王泉媛坐在王首道对面，气氛凝重。
两个人沉默了很久，最后还是王泉媛先开了口，问的是一句在心里压了四十七年的话：当年，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王首道抬起头，沉重地说，当年他在延安等了她三年，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西路军的同志传回消息，说她被俘后牺牲了。
这场对话，迟到了将近半个世纪，而他们做夫妻的时间，满打满算只有两天。

王泉媛原本不姓王。她1913年出生在江西吉安一个贫苦农家，本姓欧阳，十一岁被送到一户王姓人家做童养媳，才改叫了王泉媛。
1930年敖城暴动，王泉媛报名参加了红军，1934年入党，同年秋天被编入随中央红军长征的队伍，成为三十名随军女红军之一。
长征出发时她并不知道要去哪里，只知道上面通知她去卫生部体检，体检合格才能参加这次“重大行动”。路上她抬过担架，体重不到九十斤的人接过重伤师长的担架往山路上走，何长工打着手电在后面照路，才没让她和抬担架的队伍跌进山崖上的洞口里去。
翻夹金山时她来了月经，裹着单衣捂着肚子往雪线以上爬，那一次落下的病根，让她终身不能再生育。
1935年红军进遵义，部队短暂解除了“结婚的不准同住”的禁令。蔡畅和金维映看出了王泉媛与王首道之间那点没说破的意思，把两个人叫到一起，算是把婚事定了下来。
没有仪式，没有嫁妆，王首道从抽屉里拿出一把用红绸子包着的小手枪，又配了八粒子弹，算是信物。
王泉媛身上什么也没有，她按家乡的风俗该给丈夫做一双千层底布鞋，可当时连一块像样的布都找不到。
她说，先欠着，等有了材料一定做一双。
部队第二天就开拔了，两河口一别，夫妻二人就此走进了完全不同的命运。

王泉媛随红四方面军行动，1936年10月被任命为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带着一千三百多名女战士西渡黄河。
河西走廊上等着她们的是马步芳的骑兵。1937年3月梨园口一战，妇女团奉命掩护主力转移，每人只补到五发子弹、两颗手榴弹。
子弹打光了用手榴弹，手榴弹扔完了用石头，石头也扔得差不多了，六百多人战死在阵地上。
马家军发现对面全是女兵，从马上跳下来要活捉。王泉媛带少数人殿后，主力突出去之后，她身边剩下不到三百人，最后在祁连山打游击时被搜出俘虏。
被俘之后，王泉媛被分给马家军一个叫马进昌的团长做小老婆，几次自杀没有死成，在马的院子里过了三年囚徒一样的日子。

1939年3月，马进昌外出修路，王泉媛和女战士王秀英女扮男装翻窗逃走，一口气跑了九十多里路，直奔兰州。
她以为到了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就是回家了。可是办事处的人告诉她，按照当时的规定，一年归来收留，两年归来审查，三年归来不留。
她离开部队已经超过三年，头上还扣着一顶“马进昌小老婆”的帽子，所以组织的大门没有为她打开。更致命的是，有人传话出来，说她给王首道写过一封信，声明要与他断绝关系，自愿留在兰州，不回延安了。
王泉媛没有写过这样的信，王首道也从来没有见过这封信，但那几年里，两个人在彼此的生命中彻底断了线。王首道在延安等了她三年，最终相信她已经不在人世，才另组了家庭。

王泉媛被迫从兰州离开后，一路乞讨，回到了江西吉安，1942年她落脚老家，下地种田，自食其力，把自己的过去整个藏了起来。她后来当过生产队长、妇联主任、敬老院院长，前前后后做了十六年，还收养了六个孤儿。
她的红军身份一直没有被承认，直到1962年康克清找到吉安，她才重新出来工作，也才开始为自己那段被中断的历史奔走。
1982年她去北京找康克清作证，才有了开头那间小会议室里与王首道的重逢。

又过了十二年，1994年，王首道病重住院。
八十一岁的王泉媛赶到北京，从随身的包袱里拿出一双千层底黑布鞋，放到了病床前。
那双鞋她做了两个月，针脚纳得密密实实，是1935年遵义那个夜晚欠下的。
王首道捧着鞋，老泪纵横，说，你没有忘记遵义时的诺言。
那是他们一生中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合影，两个人挽着胳膊，都已经老得不像话了。
也就在那一年，王泉媛重返甘肃临泽梨园口，站在当年妇女团几乎全部打光的阵地前，双手持枪朝天鸣放，哭喊了一声：姐妹们，我来看你们了。
她的老红军身份在1989年得到正式确认，军龄从1930年算起，那一年她七十六岁，距离她第一次穿上红军军装已经过去了五十九年。
2009年4月5日，王泉媛在江西泰和去世，享年九十六岁。
追悼会上，徐向前和王首道的子女送来了花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