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萧克这辈子，有好几次差一点就死了，最险的一次是1941年。
这年8月，萧克带着冀热察挺进军驻扎在河北涞水，一个叛徒把驻地坐标卖给了日本人。日军四架飞机扑过来，狂轰滥炸。萧克刚要出门躲避，一颗炸弹落在离他三米远的地方，房子当场炸塌，弹片四散飞开，旁边一棵大树被劈成了两半，他捡回一条命。
日本人以为他死了，发新闻说八路军萧克已被炸毙，过了些日子发现他还在指挥打仗，日军头目嘀咕了一句：怎么炸不死他。后来有人把这话学给萧克听，他哈哈大笑，说：“我当然有神灵相助，这个神灵，就是英勇的中国人民！”
对于活下去，萧克有一种信念，而这种信念，又赋予了他生活的态度，在他那里，“活着就是白捡的”，这种心态，让他接下来的每一天，都过得特别的豁达、特别的充实。
萧克对生活要“充实”的理解特别朴素——命运这个东西，不是你小心就能攥住的，你能攥住的只有今天这一天怎么过。
萧克后来的日子，几乎处处体现着他对生活的这种态度，好的生活，不是把力气花在“怎么才能活得长”上，而是花在“今天手里得有事干”上。

写字是萧克坚持了一辈子的字。小时候跟堂哥学写字，堂哥要求他，心正、身正、纸正、笔正。这个规矩，他一直坚持到九十多岁，退休以后每天至少写两个小时，很少中断。
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他流落到广州，身上一分钱没有，在一个老先生的卖字摊上帮人铺纸磨墨，客人多的时候自己也写上几幅颜体隶书，一天挣几毛钱吃饭。
写字这件事在他这里不只是风雅，它是最早教他“手上有活就能活下去”的东西。到老了，一个人坐定了，拿起笔，手在动，心就没空去翻那些旧账。
除了写字，读书和写作，在萧克的生活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萧克出身书香门第，曾祖父留下一部手抄《书经》，一万多字只错了一个，家里人拿这个教他什么叫认真。1937年长征刚结束，海伦·斯诺在晋西北采访他，后来回忆说这个年轻指挥员谈起兵书“如数家珍，眼睛一亮一亮的，好像刚从图书馆出来”。
也是在那个时候，他读了苏联小说《铁流》，心里冒出个念头：中国革命战争比《铁流》里写的规模大得多、复杂得多，为什么不能写一部中国自己的《铁流》？
这个念头后来变成了一部写了半个世纪的书。初稿是1937年动笔的，仗打到哪儿写到哪儿，到1939年写出二十多万字，取名《罗霄山的奔流》。
邓拓看了让他再多写，他又扩到四十多万字。1985年他从军事学院院长的位置上退下来，把旧稿翻出来重新改，动笔之前写了一副对联挂在门上：“雕虫半世纪，今再操刀，告老不惜老；戎马六十年，乐得解甲，赋闲再难闲。”
《浴血罗霄》在1988年出版，1991年获得茅盾文学奖荣誉奖，他成了唯一拿过这个奖的开国将军。奖拿完之后他没停，又领着上百位学者编《中华文化通志》，四百多万字，干了八年。

在吃上面，萧克也有自己的心得，有些东西，不是强制性的戒，而是有严格的度。
萧克爱吃红烧肉和扣肉，但家里定死了规矩，只有节假日才能吃，平时就是五谷杂粮，一个星期起码两三次小米和窝头。他不抽烟，也不喝酒。

当然，在萧克身上，真正见功夫的还是他面对荣辱、沉浮时的豁达、充实，这是关于生活命运的大态度、大智慧。
1955年授衔，八路军三大主力师的正副师长里，五个人是元帅，只有他是上将。外面替他抱不平的人不少，问他心里平不平衡，他反问一句：“你知道‘大树将军’的故事吗？”然后让人去拿《辞海》，查东汉的冯异。
冯异打了胜仗，众将争功，他一个人躲到大树底下不掺和，军中叫他“大树将军”。萧克说，古人尚且能这样，何况我们共产党人。
这话放在别人嘴里可能是漂亮话，放在他身上不是。他后来从军队调到农垦部，说去就去了。年过半百的人，拜海南岛农垦局一个机务科长徐文当师傅，坐在拖拉机的铁板座椅上学起动、前进、后退、左转右转，学得认真，徐文逢人就说萧部长再学一学就可以挂犁了。从指挥千军万马到坐在拖拉机上换挡，他没有把这当成“降”，他把它当成一件新活，接着干。
1969年冬天，六十二岁的萧克被下放到江西永修云山，山里的冬天湿冷得厉害，冻得受不了他就跑步、劈柴取暖。他自己种菜、砍柴、烧饭，衣服破了自己缝，还买了一套木工工具，做板凳、桌子、书架，做得像模像样。
他自己对“能够自食其力”这件事是“颇感欣慰”的。走的时候，他把在干校做的凳子、桌子连同那个笨重的木工凳都带回了北京，一直舍不得扔，说那是那段日子留下的纪念。
一个从高位上被拿下来、放到山沟里干活的人，最容易垮的不是身体，是心里那口气。萧克没有让那口气堵在胸口，他把它花在了刨子和斧头上。手上有活，日子就还有抓挠，人就不会悬在半空。他对江西的感情后来一直很深，说那是他的“第二故乡”，这是心里话，在江西，他的每一天都过得非常充实。
萧克活了102岁，他的长寿可以概括成一句话：不怨、不争、不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