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法庭里，最醒目的“老古董”可能不是法条，而是法官和大律师头顶那一圈白色卷发。香港天气常年湿热，夏天湿度常在70%至80%，有人戴着它出庭几个小时，头皮出汗，假发吸汗，颜色也一点点发黄。

偏偏在这个时候，香港社会又掀起了取消法官及大律师佩戴假发的讨论。呼声有了，争议也有了，但司法机构至今没有公布明确的立法时间表，大律师公会主席还公开表示，应维持现行安排。

这顶假发的价格并不便宜。传统手工假发通常用马鬃、马尾毛编制，一顶要花约44个工时，价格从几百英镑到1500英镑不等。新假发看起来洁白整齐，戴久后却会变黄。行业里甚至有一种“越旧越有资历”的说法，仿佛颜色越深，分量越重。

问题是，法庭的庄严，真要靠这顶会吸汗、会发黄、还不透气的马鬃假发来撑吗？

假发最早也不是为了体现司法公正。17世纪，法国贵族流行戴假发，传到英国后逐渐进入法庭。路易十三曾用假发遮掩秃顶，查理二世流亡法国后把这种风尚带回英国。1685年，英国通过相关司法服饰规定，假发才成为法官和律师的固定装束。

早期欧洲卫生条件有限，假发还有遮秃、防虱子的现实作用。后来法庭上的人发假发容易产生异味，甚至需要摆放鲜花遮味。说到底，它本来就是一段宫廷时尚和时代习惯，经过几百年包装，才被赋予了“庄严”“传统”“普通法象征”等更大的意义。

可它的老家英国，早就开始松动了。

2008年，英国民事法庭率先取消强制佩戴假发。到2025年7月，英国大律师公会发布新指南，允许刑事法庭律师在觉得假发“不舒服、不实用”时申请豁免，相关安排试行三年。英国方面还专门澄清，“350年传统终结”的说法并不准确，但豁免范围确实在扩大。

连发源地都在调整，香港却还在为要不要继续戴争论不休，这就难免让人觉得有些拧巴。

香港并非没有先例。1997年回归后，终审法院法官已经不再佩戴假发，裁判法院也采取了类似做法。法庭照常开庭，案件照常审理，判决并没有因为少了一圈马鬃毛就失去效力。

放眼其他普通法地区，美国法官不戴假发，新加坡法官也不戴。牙买加更早在2013年取消了这类装束。既然普通法真正依靠的是程序公正、证据规则、判例制度和法官独立，而不是头顶上的卷发，那么把两者硬绑在一起，反而容易把问题说偏。

支持保留的一方，理由大致集中在两点。

大律师公会认为，假发能够弱化法官个人形象，强调中立和无私；司法机构则认为，假发是普通法制度的象征，如果要改变，就应该充分咨询各方意见。

这些说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任何法律制度都有自己的仪式和符号，服饰、称谓、法庭布置，确实能强化庄重感。问题在于，符号应该服务于制度，而不是反过来要求制度为符号辩护。

把制度公正寄托在一顶假发上，既抬高不了法官，也未必尊重了法官。真正能让当事人信服的，是审理是否公平、证据是否充分、裁判是否经得起检验，而不是法官今天戴的是新假发还是旧假发。

这场争论还有一层更敏感的背景：香港如何面对殖民时代留下来的视觉符号。

2024年，香港立法会通过修订条例，删除法律条文中“女皇陛下”“总督”“殖民地”等称谓。警队也已经改用中式步操。纸面上的殖民词汇可以被清理，制度名称可以被调整，但法庭上那圈白色卷发仍然每天出现在公众视野里，于是它就成了香港法律体系中最顽固的旧痕迹之一。

2020年，立法会议员何君尧曾把取消法官假发列为司法改革内容。2022年，他又在立法会提出相关诉求，但遭到司法机构拒绝。退休法官黄汝荣曾说，法官的尊严如果要靠假发维持，“是否有点令人悲哀”。他还担心，年轻人长期看到英式假发和殖民色彩的称谓，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受到身份认知上的影响。

一顶假发当然不可能直接改变谁的国民身份，但长期存在的画面，会慢慢变成习惯；习惯久了，又容易被当成理所当然。到最后，大家只记得“历来如此”，却忘了追问它为什么还要存在。

香港司法机构目前强调，改革需要充分咨询持份者。这意味着，假发不会突然在明天从所有法庭消失。比较现实的办法，是先在部分法庭、部分案件中试行，再根据实际效果逐步调整，既照顾法律界意见，也避免把服饰问题炒成制度对立。

说到底，保留普通法，不等于必须保留殖民时代的穿戴；维护法治传统，也不等于把所有旧习惯都原封不动供起来。英国已经在摘，香港终审法院早就不戴，事实证明，公正不会随着假发一起掉下来。

真正稳固的制度，不需要靠一圈发黄的马鬃证明自己；该留下的是法理和公正，该退休的旧符号，就让它进博物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