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11月1日说：“我们刚上任时，中方基本是这样对我们表态的：‘你们必须二选一。中美之间，要么竞争，要么合作；一旦你们选择竞争，那就别谈合作。’而我们回应：‘很抱歉，事情不能这么看。中美完全可以同时开展竞争与合作’。”

我认为，所谓“同时开展竞争与合作”，本质是美方想要掌握主动权：台海南海问题上对华施压、展开贸易战科技战和产业竞争时绝不退让，又希望在气候、禁毒、经贸等需要中方配合的领域，继续获得合作收益，两头的好处都不想放弃。中美之间，竞争与合作本就可以并存，但前提必须是对等、相互尊重。

把这套说法放回拜登任内的几件事，问题就容易看清了：美国希望竞争带来的压力由中国承受，关系失控的风险却由双方一起压住。这笔账，中国当然要自己算。

时间拨回2022年8月。佩洛西窜台之后，中方宣布八项反制措施，其中包括取消安排两军战区领导通话，暂停禁毒合作和气候变化商谈。

合作为什么受到冲击？因为台湾问题牵涉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是可以随手划出去的普通分歧。政治关系受损，合作就会失去支撑。不能一边动别人的房梁，一边要求客厅里的生意照常谈。

到了2023年，双方又开始密集接触。5月，王毅与沙利文在维也纳会晤；11月，中美元首在旧金山会晤，同意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恢复两军高层沟通等机制，开展禁毒合作。

从合作暂停，到重新坐上谈判桌，这段过程恰恰说明，双方有分歧，仍然能够找到合作空间。但让合作重新运转，需要沟通、协调和对彼此关切的回应，绝不是一方宣布“竞争归竞争”，另一方就必须照单全收。

再看科技领域，矛盾就更具体了。

2022年10月7日，美国推出针对中国先进计算芯片、超级计算机和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限制不仅涉及买芯片，也涉及生产芯片所需的设备，以及美国人员对特定在华芯片生产活动提供支持。

2023年10月，美国又调整受限芯片的技术参数，扩大部分设备管制。对企业来说，这意味着研发计划、设备采购、供应安排，都可能受到政策变化影响。

美方用国家安全解释这些限制，但中方关心的是：安全边界究竟在哪里？如果先进技术一旦进入中国企业手中，就容易被划进限制范围，那么所谓竞争，还能不能让双方靠产品和本事说话？

更耐人寻味的是绿色产业。

2023年11月，中美发表阳光之乡声明，决定启动气候行动工作组，合作议题包括能源转型、甲烷等。双方还支持努力争取到203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增至三倍。

可到了2024年，美国又决定把中国电动汽车的301关税税率提高到100%，太阳能电池提高到50%，相关措施在当年9月落地。

一边推动能源转型，一边提高绿色产品进入本国市场的门槛，两套政策之间存在明显张力。美国可以发展自己的产业，但不能回避一个问题：保护本国产业的成本，最终由谁承担？

围绕这些关税，美国技术贸易监管联盟曾提出反对，认为额外关税会提高科技产品成本和价格，让美国企业在与外国供应商竞争时处于不利地位。连美国企业也要算成本，说明这不会是一张只让中国付钱的账单。

当然，看到这些矛盾，也不能把合作一概说成吃亏。

2024年1月30日，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组正式启动。毒品犯罪涉及跨境流通，执法部门交换线索、协调行动，有助于打击犯罪。这样的合作有双方共同利益，也关系到普通家庭的安宁。

气候合作也是一样。极端天气、能源转型、减排技术，都不是靠一个国家关起门来就能处理好的。只要安排公平、责任清楚，中国有理由参与，也有能力从中获得实际收益。

因此，真正需要警惕的，是美方把两类问题分得过于方便：自己施压时，要求中国理解这是正常竞争；自己需要帮助时，又要求中国把其他分歧全部放下。这样一来，如何划线、何时合作，岂不都由美国说了算？

这种安排很难长久。企业投资需要稳定预期，部门合作需要基本信任。今天谈合作，明天增加限制，双方就得不断花精力修补关系，原本可以解决的问题也容易拖下去。

2024年8月，王毅同沙利文在北京举行战略沟通，中方再次提出，美方应停止在经贸和科技领域打压中国；双方也同意继续开展禁毒、执法、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

这两件事同时摆上桌，已经说明中方态度：共同利益可以认真谈，正当权益也必须认真维护。开展合作，不等于接受所有压力；提出反对，也不等于关上全部对话大门。

判断中美关系，不能只数见了几次面、握了几次手。要看限制有没有清楚边界，承诺能否落实，合作成果能否让双方受益。

竞争与合作能不能并存？能。但这条路要由两国一起修，规矩也得双方商量。谁都不能把自己的利益写成必须遵守的规则，再把对方的关切降成可以忽略的情绪。对等和尊重能落到行动上，合作才能走得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