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秋天，在瑞金城南河背街的一家照相馆里，二十六岁的杨厚珍抱着女儿罗镇涛坐定，留下了一张合影，照片中，她的一双小脚格外明显。
拍完这张照片后不久，罗炳辉对她说：部队要走了，孩子不能带。
她抱着孩子最后亲了一口，含泪送给了瑞金的两户人家。

中央红军长征前前，对随队女红军定了几条硬杠杠：必须是共产党员，必须有独立工作能力，必须身体过硬能适应艰苦环境，孩子一律不得带在身边。
按这三条去卡，一个缠过足、走路都费劲的小脚女人，哪一条都够不上。杨厚珍最终被批准随队，编入干部休养连，以“休养员”的身份上路，名义上是因为她是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妻子，实际上是因为她自己反复申请，争取来的。
在当时，别的女红军放开裹脚布，脚还能多少恢复一些功能，杨厚珍的脚放开了，也只是从“缠过的脚”变成了“走不快的脚”。她就用这样一双小脚，踩着湘南的碎石和贵州的冻泥，踏上长征征程的。
她是唯一一个用一双小脚走完长征的女红军，差一点就死在长征途中。
一天，行军途中敌机俯冲下来，一颗炸弹在她身边炸开，她不能跑，弹片切进她的头部和腰部，那件从瑞金穿出来的棉大衣被炸得稀烂，她倒在地上没了呼吸。
傍晚休养连就地休整，康克清带着几个姐妹过来，想跟“遗体”告个别。康克清蹲下去看她最后一眼的时候，突然看见她的眼皮动了一下，喊起来：“大姐还活着，我看到她眼皮在动！快找医生！”傅连暲赶来后，把她从已经准备下葬的状态里拉了回来。她昏迷了一个多月，后来被定为三等残废。

在同一个时间里，罗炳辉承担的是中央红军最不讨好的角色。红九军团从长征一开始就被放在后卫位置，专门干收容主力掉队人员、阻击追兵的活。
湘江一战之后，中央红军折损过半，红九军团在后卫上被追兵反复撕咬。1935年4月的老木孔，红九军团脱离主力、孤军被困在乌江以北，实际兵力约三千人，下辖三个团，而追上来的是黔军犹国才部五个团。罗炳辉连夜把部队整编成十七个连，实际战斗人员只有一千五百余人，利用山谷地形设伏，硬是把五个团打垮了。
那一仗之后，红九军团继续单独行军，一路打到与主力会合，周恩来后来把这支部队叫作长征中的“战略骑兵”。

1935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这对夫妻被历史拆向了两个方向。
罗炳辉随红九军团留在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杨厚珍跟着中央红军继续北上，1935年10月先到了陕北。到陕北后，她因为长征中负伤留下的三等残废，被安排进红军荣誉军人残废医院医治休养。
在医院里，她和指导员刘正明有了感情。刘正明在长征中失去了右臂，是个伤残老红军。1936年12月，杨厚珍生下了她和刘正明的女儿刘凤英。
罗炳辉到达陕北已经是1936年10月，他得知杨厚珍在医院里生了孩子，火气上来，拔了枪要去医院。周恩来和朱德出面做工作，才把他拦下来。
1937年4月，经毛泽东批准，两人正式离婚。这场离婚在公开材料里没有留下互相指责的话，只有一种近乎沉默的分离。

抗战爆发后，罗炳辉到了淮南，在日伪统治的心脏边上拉起了抗日根据地，一直延伸到南京附近，在那里打了六年。
淮南的老百姓不叫他司令，叫他“罗青天”。
有一次，他搭老乡的渡船，老乡认出他，死活不肯收渡船费，他把脸沉下来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要落实在行动上的，渡船费关系着群众的切身利益。
抗战最苦的时候，警卫员从老乡那里买了一只鸡和几个鸡蛋想给他补身体，他把警卫员叫过来说，鸡送它“回娘家”，鸡蛋送它“归原主”。
1942年参谋长周骏鸣要去延安学习，罗炳辉把自己攒下来的五块银洋全给了他，又把自己用了多年的一双银筷子和一把银勺子塞了过去，说路上万一遇到难处，可以变卖应急。后来周骏鸣在通过国民党统治区时果然遇到了困难，就是靠那副银筷子渡过去的。
根据地闹灾荒那年，他主动提出来减自己的粮食和菜金标准，政治部主任方毅劝他别减，他说“我是司令员，应带头”。

1946年6月，因为常年艰苦奋战，罗炳辉的病情日趋严重。
6月上旬，他带病指挥攻打枣庄的汉奸王继美部，那是他三十二年军旅生涯的最后一仗。打完仗，他的身体已经撑不住了，陈毅反复劝他回临沂治疗，他才勉强同意。6月21日，他在从峄县返回临沂的途中经过兰陵镇，突发脑溢血，下午五点不幸牺牲，年仅四十九岁。
临沂十万余军民送葬，陈毅主持葬礼，为他的灵柩执绋前导。苏皖边区政府随后发布命令，把天长县改名为炳辉县，一个县的名字替一个人留了下来。
杨厚珍那时已经在延安七里铺的窑洞里，和刘正明、刘凤英一起过日子。刘正明后来因事受到诬陷，被解除职务去当了老百姓，她没有走，跟着他在延安过了六七年平民生活。
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前夕，刘正明的问题得到解决，夫妻俩买了一头毛驴撤离延安，后来经介绍到晋西北的荣军医院工作。
建国后，杨厚珍在文化部体育用品工厂当过厂长，1977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