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联合国投下弃权票，话却说得很重！ICC管辖权争议浮出水面，杜特尔特案背后，国际司法究竟该听谁的？

11月2日，第81届联合国大会审议国际刑事法院年度报告时，中国投下了一张弃权票。别小看这张票，它不是简单地表示赞成或者反对，而是中方对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权力边界，提出了明确质疑。

中方代表孙磊在发言中指出，国际刑事法院在有关国家退出《罗马规约》后继续行使管辖权，以及不断扩大管辖权解释等问题，已经引发国际社会较大争议。

这番话没有绕弯子，核心意思很清楚：国际司法机构可以依法履职，但不能把自己的权力边界越扩越大。

为什么中国要在这个时候把问题摆到联合国大会上？这背后有一个绕不开的案例，那就是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

杜特尔特执政期间，菲律宾曾开展强力禁毒行动，相关行动造成的人员伤亡引发了长期争议。国际刑事法院随后介入调查，而菲律宾早在2019年就已经退出《罗马规约》，这也让案件的管辖权问题变得复杂起来。

国际刑事法院方面的解释是，菲律宾退出《罗马规约》，并不意味着法院可以放弃对其退约前、仍属于法院管辖范围内行为的调查。换句话说，法院认为，只要相关行为发生在菲律宾尚未正式退出规约的时期，就可能继续追究相应责任。

从法律逻辑上说，这种解释并非毫无依据。《罗马规约》确实规定，国家退出规约，并不影响法院对退出生效前已经发生、且属于其管辖范围内事项的处理。

但争议恰恰也在这里：退出之后，法院究竟可以继续调查到什么程度？管辖权的时间边界和事项边界应该如何确定？法院对相关条款的解释，是否存在不断扩张的空间？

这些问题不能靠一句“为了追究责任”就全部带过。

国际刑事司法的初衷，是追究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等严重国际犯罪的责任，避免某些严重罪行因为政治庇护或者国内司法失灵而无人追究。

这个目标本身没有问题，国际社会也需要一个能够依法处理严重国际犯罪的司法机制。但问题是，司法机构的权力越大，越需要受到明确规则约束，否则原本用来维护公平的制度，也可能因为权力边界模糊而失去公信力。

国家加入一项国际条约，是在自愿接受条约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国家退出条约，也应当按照条约本身规定的程序和法律后果处理，不能把退出理解成可以抹掉过去的一切，也不能把退出前的管辖依据无限延伸。

这两条原则必须同时存在，缺少任何一条，都会让国际法陷入新的争议。

支持ICC继续调查的人认为，退出规约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保护伞，这个观点有其道理。假如一个国家在面临调查时退出条约，就能让所有相关责任自动消失，那么国际刑事司法的约束力确实会受到严重影响。

但反过来，如果法院对管辖权的解释缺少清晰边界，甚至让国家难以判断退出条约之后还要承担哪些义务，那么国际条约的稳定性和国家对规则的信任也会受到损害。

这才是中国此次发声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中方并不是简单地替某个国家或者某位政治人物辩护，而是在强调一个更基础的问题：国际司法机构必须在法律授权范围内行使权力，不能因为追求某种结果，就忽视程序和管辖权边界。

杜特尔特案之所以引发关注，就是因为它把这个矛盾摆到了现实面前。案件本身涉及菲律宾国内执法行动，也涉及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还牵扯到国家退出国际条约后应当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如果只盯着杜特尔特个人的政治身份，就容易忽略背后的制度问题；如果只强调追责的重要性，又不讨论法院是否有权这样做，国际司法的规则就可能被选择性地理解。

当然，也不能把国际刑事法院简单描述成某个国家的工具。ICC是依据《罗马规约》建立的独立国际司法机构，并不是联合国的下属部门，其成员国、管辖权限和运作方式都有明确的法律框架。

但独立不等于不受约束，司法机构也不能因为拥有独立地位，就不需要接受国际社会对其法律解释和权力边界的讨论。

尤其是在国际政治高度复杂的今天，司法问题很容易受到大国关系影响。某些国家可能积极支持国际司法机制追究对手的责任，却对自身或者盟友面临的类似问题采取不同态度，这种双重标准一旦出现，就会严重损害国际规则的权威。

国际社会真正需要的，不是只在对自己有利时才强调国际法，而是在涉及任何国家时，都坚持同一套规则、同一套程序和同一套判断标准。

中国这次在联合国大会投下弃权票，最重要的意义不是一张票本身，而是提醒国际社会：维护国际司法权威，首先要维护法律规则的权威。

司法不能只讲结果，不讲程序；不能只讲追究责任，不讲管辖依据。否则，今天有人认为这种做法可以用来追究自己不喜欢的政治人物，明天同样的权力也可能被用到其他国家身上。

杜特尔特案涉及的具体责任，应当由有管辖权的司法机构依据证据和法律作出判断。但与此同时，法院有没有权力继续审理、管辖范围究竟到哪里，也必须接受严肃的法律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