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8月，蒋介石拿拐杖打兵役署署长程泽润这件事，曾在重庆官场传的沸沸扬扬。起因是机房街新兵被虐打，事情捅到蒋介石那里，蒋带着人直奔兵役署，把程泽润叫出来，扬起拐杖朝脑袋就抡，因用力过猛，拐杖当场折断。
军令部长徐永昌听说这件事后，感触很深。不久之后，他在上班路上想到《中庸》中“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一句，突然领悟到了蒋介石的本质：“途中细体‘大声以色’，实蒋先生之行径也。”
由“大声以色”这四个字，徐永昌在日记里写下了对蒋介石的最终评价：“大声以色，疎于识人，求功太急，治丝愈纷。”

在国民党军政高层中，徐永昌记日记，不仅是习惯，而且非常有耐心，他的日记不属于预备给后人看的“名山事业”，而更像是一种私人的观察，个人的修为，因此他的日记很是具有一些价值。
除了蒋介石，徐永昌在日记中，还评价过不少人——

何应钦在徐永昌笔下没有蒋介石那种结构性悲剧的色彩，更多的是一种日常的、琐碎的、让人摇头的荒唐。
何长期执掌军政部，徐永昌跟他工作上来往极密，对他的评价是：“平日办事都好，愈有事愈好琐事，每晚往来于说电话亦费一二小时，又随时阅看文件，（不尽紧要。）说话、听话都在匆匆，蒋先生下唯一重要人物，乃竟如此。”
“何婆婆”这个绰号在徐永昌这里不是外人的刻薄，而是同事的实录。
汤恩伯在豫中会战中的表现，徐永昌的评价是“一味飘忽，保存实力”。此外，他还在日记中披露了一个少有人的真相——蒋鼎文方面曾打来电话，历数汤恩伯“完全掌握不住部队”，此前汤在电话里向蒋介石报告“已有四个师掌握到”、请求四天时间反攻，蒋鼎文说那全是“空中楼阁”，“为即不知其部队在何处，如何能下令，又如何能反攻”。
一个兵团司令竟不知道自己的部队在哪里，更荒唐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却敢向最高统帅报告反攻时间表。对此，徐永昌评价说：“虽然汤仍不失为人才，特升官太快，恃宠而骄，乃至偾事耳。”“升官太快，恃宠而骄”八个字，把汤恩伯的溃败从个人品质问题还原成了用人机制问题：蒋喜欢提拔“听话的、敢报数字的”，报得越快升得越快，升得越快越不需要对数字负责。

白崇禧在徐永昌的日记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1948年5月白被从国防部长位置上挪开，徐永昌评价说：“置有用之白于无用，惜哉。”他承认白“有用”，说过“时下有资格军人，其胆识无逾白健生者”，也夸白“记忆力强，长于演说，难得之才”，但“有用”和“可托大事”在徐永昌看来是两码事。
1937年12月南京刚丢，白崇禧跟徐永昌谈第五战区作战，主张不叫李宗仁力战，“以为在一地纵力战亦守不了一星期；不如预留游击之力量得计”。从战术上讲不是没道理，但徐永昌听出的是另一层含义：身为副参谋总长，替李宗仁出的主意首先不是怎么打，而是怎么留后手。
他把白崇禧和同样在往后撤的程潜放在一起比了一句“白固胜程矣”，表面说白比程高明，潜台词是两个人都把保存力量摆在了守住前面。
到1944年桂林防卫，白先是在会上力主放弃长衡间拼命抵抗、速守桂林，跟徐永昌争得面红耳赤，然后在蒋介石面前拍胸脯“请增兵桂林，担保可守三、四个月以上”，开口要七千万步机枪弹，而常德保卫战全部消耗不过一千七百余万颗。到了10月底，白又来找徐永昌说守桂林“太无意义”。徐永昌没有骂白是骗子，但最终做出了“心不纯”的评价。

陈诚在徐永昌日记里留下的痕迹偏于侧面，但同样深刻。
1947年台湾“二二八”之后，葛敬恩、湛侯向徐永昌述台湾事变经过，提到陈诚时，徐永昌的评价是“刚愎及轻用口舌文字之士，但爱国与勤奋亦为他人所难能”。
在徐永昌看来，陈诚总是把“自己认为对的事”等同于“对的事”的人。
阎锡山是徐永昌的老长官。
徐永昌记阎，有一段近乎白描：“常感到一种主张，请阎先生做，渠总是怀疑，甚而至于反驳不已，过若干时日，阎先生自将此种主张提出询余意见，此时只要答以甚好，即便施行。”
你自己提意见、方案，他一定驳你；过一阵他自己又把一模一样的东西拿出来问你，你说好，就办了。这不是什么深奥的政治学，就是一个把“谁说了算”看得比“什么是对的”更重的人。

徐永昌对冯玉祥的评价非常尖锐，概括起来就一句话，“论变不论常”，没有立场，只知跟风，时髦肤浅。
张学良在徐永昌日记里也有落笔。
西安事变后张被安置在溪口，徐永昌曾近距离接触，他说张初到溪口时“意气至豪，在渠以为极周至、极爱国，事实上则大都非是，今仍不悟”。
徐对张的总体评价是“思想幼稚”，“极易受环境支配，亦可以说是浮躁、无定见，苦哉”。
但他不是一味贬低，也肯定张“富感情，爱国心浓厚”，只是那种“不愿准备、不稍忍耐，希冀一战胜人”的爱国心，“正如打吗啡以求身体健壮者”，只会“重招耻辱”。
把张学良和杨虎城放在一起比，徐永昌的评价是：“张躁杨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