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二姑借走两万块钱的时候，家里正赶上我爸住院交押金，那钱是我咬碎了牙从银行取出来的。二姑拉着我的手，眼泪都下来了，说是家里老屋漏雨，孩子上学急需用钱，语气特别诚恳，说两年后一定还，一分不少。我当时没多想，亲戚嘛，谁还没个难处，签字画押就把钱递过去了。



这两年，二姑家也没来过几次，只在过年时给带点自家腌的咸菜，态度客气，但钱的事只字不提。我也没催，想着亲戚间催债伤感情，忍忍也就过去了。



就在上周，二姑突然登门了，手里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牛皮纸袋。她笑着说：“小军，两年了，姑没忘，这是钱，我数了好几遍，你回去看看。”我接过袋子，连声道谢，送她出门时还说了几句客气话。等大门关上，我坐在客厅沙发上，心里想着赶紧把钱存回银行，免得出事。



我拆开纸袋，里面是一沓厚厚的现金。我按照习惯，先粗略扫了一眼，然后开始仔细清点。我数得很慢，每一张都过了一遍手。第一捆，两百张，两万。我松了口气，正准备装袋，忽然发现手里还剩下几张没算进去。我重新把散乱的票子铺在茶几上，一张张叠起来，再换种方式数。



这一数，我愣住了。



不对。



这沓钱虽然看着厚，但数字凑不到两万。我反复了三遍，甚至把每一张都对着光看了防伪标记，确认没夹假币。最后定格在数字上：一万六千八。差了三千二。



我盯着那堆钱，脑子有点乱。是二姑数错了？还是她压根就没打算给够？两千块钱的零头不算事，这三千二百块钱，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这性质变了。如果是无心之失，二姑现在应该还在外面等着听我的好消息；可如果是故意短了数，那我之前所有的体谅就都成了笑话。



我想起二姑刚才的笑，想起她特意拎在手里晃荡的动作，那眼神里似乎藏着一种笃定，笃定我会收着，笃定我不太好意思当着她的面当场拆包点钞。



我坐不住了。这钱要是我收下了，以后我就成了那个“明知短了数却不说”的人，在亲戚圈里抬不起头；要是我不收，这钱扔在这，二姑那边账没平，我这边心里堵得慌。



我起身把那沓钱原封不动装回纸袋，抓起外套就往外走。邻居撞见我脸色铁青，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去二姑家。



天已经黑了，我骑着车穿过两条街，到了二姑家门口。院门没锁，里面亮着灯。我按了门铃，二姑开门见到是我，愣了一下，随后堆起笑容：“小军？怎么这会过来？有事？”



我没进屋，站在她面前，把那袋钱递过去，声音很平，但没有多余的情感：“二姑，钱我点了，差三千二。这钱我不能收。”



二姑脸上的笑僵住了，眼神闪烁了一下，迅速恢复常态，伸手要接钱，嘴里还在打圆场：“哎呀，我看我老眼昏花，回去再给你补上，你先进屋坐坐，喝口茶。”



我没动，也没接她的茶，只是把袋子稍微往她怀里推了推：“不用补了，二姑。这事我不想扯皮。要么现在把剩下的钱拿出来，我拿着原路回家；要么这钱你拿回去，咱们把账清了，从此谁也不欠谁。”



院子里安静了几秒，二姑没接那个袋子，反而皱起了眉，语气硬了下来：“你什么意思？嫌我数额不对就想赶我走？你妈住院那事，我帮了多少忙你忘了？”



我看着她，心里那股最后一点亲情滤镜彻底碎了。我直接掏出手机，打开备忘录，把刚才清点的金额、日期、还有她答应还款的录音片段播放了一遍，声音不大，但足够清晰，背景里还能听见二姑当时说“两年后一定还”的回声。



二姑的脸瞬间白了，她伸手想去挡手机，被我侧身躲过。



“二姑，不是我信不过你，”我收回手机，把袋子塞进她手里，“是我不能拿自己的原则去赌你的良心。钱你拿着，差额你爱给不给，反正我以后不找你了。走吧，我走了。”



我没再看她一眼，转身骑车消失在夜色里。风刮在脸上有点冷，但心里出奇地踏实。我不需要那三千二块钱，我需要的是一个公道，和对自己判断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