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16日，石家庄车站派出所。军人满头大汗冲进来，民警刚起身，他喊：“手枪丢了，还有20发子弹！”

值班民警闻声起身，心里清楚这事非同小可。丢的不是普通行李，是一支装着子弹的军用手枪。

前来报案的军人叫张友亮，是第二炮兵某部的机械助理员。当天他坐62次列车，从湖南怀化上车，计划在石家庄下车。

他随身带了一个黑色人造革提包。包里除了手枪和20发子弹，还有400元现金，以及100斤全国粮票。

放在当年，400元不是一笔小钱，100斤粮票也能解决不少口粮问题。但在张友亮心里，最重要的还是这支枪。

民警开口询问：“包是怎么弄丢的？”

张友亮语气急促：“我下车的时候忘了拿，放在座位边上，被人提走了。”

民警继续追问：“包里还有别的东西吗？”

“还有400块钱，100斤粮票。”

列车行驶途中，张友亮扛不住疲惫睡着了。等车到石家庄，他迷迷糊糊醒过来，随手抓了身上小件物品就下车。座位旁的提包，被他彻底抛在了脑后。

走出站台没多远，他猛然想起包还在车上，立刻掉头往车厢跑。赶到原先的位置一看，座位旁边空空的，提包已经不见。

他转头问还没下车的邻座乘客。这名乘客叫许艾国，从湘潭上车，准备去内蒙古探亲。

张友亮连忙问：“你有没有看到我落在座位上的包？”

许艾国回答：“你下车之前，有个男人主动说帮你拿包。”

张友亮追问：“那个人长什么样子？”

“四十来岁，个子偏高，圆脸，头发花白，身上穿工装，手里拎着一个白色帆布工具包。”许艾国顿了一下，接着说，“他说自己也要下车，顺路把包交到你手上。”

张友亮又问：“那他人去哪了？”

“拿走包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许艾国摇了摇头。

听完这番话，张友亮意识到情况不妙。他没有继续在车厢里盲目寻找，直接赶到派出所报案。钱和粮票丢了尚且是经济损失，一旦手枪落到不明身份的人手里，后果不堪设想。

民警马上向上级汇报情况。铁路公安、昆明铁路公安处，加上部队保卫部门，联合成立专案组开展调查。

那个年代侦查条件有限，没有监控，也没有线上信息核查渠道。想在一趟列车的众多乘客里，找出一个没有登记身份的陌生人，难度很大。

许艾国提供的线索，成了突破口。她说路上和那人闲聊，对方提到自己在常德工作很多年，两个月前才调回北京。

简简单单几句话，帮办案人员锁定了调查方向。

警方没有把排查范围局限在石家庄，顺着这条工作经历线索向外延伸。他们翻阅介绍信、住宿登记、出差报销单据，先后排查常德、北京、石家庄多地相关人员。

一个多月时间，前后一共核查48名对象，全部排除嫌疑。

专案组再次找到许艾国核对细节。她回忆，当时她和张友亮用湖南话交谈，张友亮听不太懂，旁边这名男子主动搭话：“我在湖南干了12年，你们说的话我听得明白。”他再次提到，刚办完调动手续回北京。车上另一名铁道兵杨秉茂，也证实听到过这段对话。

线索没有断掉，调查组稳住方向继续深挖。

没多久，刘海洲这个名字进入侦查视线。他供职于铁道部电气化工程局，个人经历和许艾国描述的内容基本吻合。

办案人员没有急于下定论，先调取他的出差材料。报销单据记录，10月13日他去邯郸办事，14日返回北京。单单看这份记录，案发当天他不该出现在62次列车上。

如果只依靠这张单据，嫌疑人很可能就此漏掉。

办案人员赶到邯郸铁路公寓，调取原始住宿台账。一条关键记录浮出水面：10月16日凌晨5点左右，刘海洲起床，动身赶往车站。

而62次列车，刚好在当天早上5点30分停靠邯郸。

时间、行程、体貌特征，一点点对上，刘海洲被列为重点嫌疑人。

找到嫌疑人，不等于找回枪支。

为了不打草惊蛇，警方没有直接上门抓捕。等到12月底，专案组定下方案，借着出差的事由安排刘海洲前往北京，安排张友亮和许艾国守在北京站，当场辨认。

12月28日中午，刘海洲出现在北京站候车大厅。

他一眼看见等候的两个人，脚步猛地停住，转身就想离开。

埋伏在周边的民警迅速上前，当场把他控制住。

之后办案人员去往刘海洲在保定的住处搜查，那只消失两个多月的黑色提包，顺利找到。

打开提包清点，手枪完好，20发子弹一颗不少，400元现金、100斤全国粮票全都在里面。

刘海洲交代，一开始他只是看中包里的财物，把包拿走。打开之后才发现里面藏着手枪。他清楚这件事性质严重，却没有主动上交，私自把枪支藏起来，打算之后再想办法处理。

这起历时两个多月的丢枪案，到此侦破。

枪支平安找回，张友亮悬了许久的心终于放下。可这件事，并没有就此画上句号。

军人有保管配发武器的硬性责任。因为自身疏忽造成枪支丢失，张友亮最终受到部队的纪律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