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抛向煤山歪脖子树的那条白绫，是打在无良文臣脸上的响亮耳光。
当文臣掌握了历史的撰写权后，便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好事绝大部分是文臣做的，他们能治国，能劝谏，心里全是悲天悯人，道德上更是高洁无瑕。就算做了一些不好的事，那也是迫不得已，无奈的选择。
而皇帝，是用来背锅的。有了灾荒，是皇帝不修德；民众活不下去，是皇帝昏庸；对文臣不好，皇帝就是暴君；国家败亡，是皇帝十恶不赦。
反正功绩是文臣的，责任是皇帝的，毕竟写历史的笔握在文臣手中。
京师城破时，文臣最希望崇祯活着投降，那样明亡的责任就能全推到崇祯身上，文臣们投降时还能保持一点脸面——弃昏君投明主。
然而崇祯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明朝亡国，该我负的责任我负，用我的生命来负！
我不是说崇祯做的多好，也不是说他对于亡国没有责任，而是说他至少是负责任的——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于是，一个问题便逐渐浮现：明亡，崇祯以一死来负他该负的责任，那么文臣呢？他们就没有责任吗，他们会不会负他们该负的责任？
没有。城破后，除了三两个外，几乎所有文臣都赶着去投降！就连70多岁年迈不堪的老头也要为新朝效力，也要当新朝的官！
等到清军进入京师，他们再一次跪了。
不久后，一对夫妻再次刷新了人们对明末文臣的认知。
钱谦益和柳如是是明末清初一对很有名的夫妻，钱谦益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东林党人，柳如是则是“秦淮八艳”之一的才女。两人相差约 36 岁，崇祯十四年（1641 年）以正妻之礼成婚
清军逼近南京时，柳如是劝钱谦益一起投水殉国；他下水试了试，推说“水太冷，不能下”。
‌后来钱谦益最终率众迎降清军，后来又以“头皮痒”为由剃发留辫。
相反，柳如是组织义军，加入了抗清的行列。
说到底，明末文臣的目标就是当官发财，至于当谁的官，他们根本不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