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法律极度偏袒普通劳动者？必须为欧洲的产业衰败承担责任？

著名思想杂志「Works in Progress」撰文认为，欧洲各国的「劳动法」在裁员相关的规定上过于严苛，导致雇主们不敢辞退员工，从而造成了以汽车工业为代表的各项产业日益溃败。

这篇名为「Why Europe doesn't have a Tesla」的文章中引用了经济学者 Olivier Coste 与 Yann Coatanlem 的测算：

德法两国企业每裁减一名员工，平均要搭上相当于 31 个月和 38 个月的薪水的赔偿金。

在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一数字更飙升至惊人的 52 个月与 62 个月。

而在美国，裁掉一名员工的成本低到令人发指，平均只相当于员工 7 个月的薪资。

欧洲的裁员成本为什么会这么高呢？

—— 事实上，光是走完裁员应走的法定程序，就得让企业被剥层皮。

依据德国「解雇保护法」，规模超过 10 人的企业只要裁员，必须先通过严苛的评估，且雇主甚至没有挑选裁减对象的自主权。

雇主必须按年龄、司龄、家庭抚养负担和残障程度给员工排队打分，优先裁掉那些生计抗风险能力最强、对该职位依赖度最低的人。

这种裁员评估极其细致，举个例子：德国企业若以业务收缩为由申请裁员，只要公司还在其他部门挂出了同类岗位的招聘启事，这起解雇就极大概率会被判定为违法无效。

在另一边的法国，如果法院认定企业的财务惨状还没到非裁员不可的地步，便有权直接推翻裁员决定，将其定性为违法解雇，并施以重金惩罚。

有自上而下的监管，还有自下而上的对抗。

欧洲的工会战斗力堪称全球最强。甚至在某些欧洲国家，雇主任何针对员工的决策，包括裁员、加薪或降薪，都必须获得工会的批准。

2024 年，大众汽车的工会就直接否决了公司通过关闭德国三家工厂来削减成本的计划。

就算裁员流程艰难地走到最后，企业还要就裁员承担社会责任，比如帮员工渡过转型难关，甚至帮他们去寻找下家，为此又得支出额外的巨资。

当欧宝关闭其位于德国波鸿的工厂时，公司为 3300 名员工支付了 5.52 亿欧元的遣散费，还被迫搭上了一笔 6000 万欧元的再就业援助计划。

以上种种制度枷锁，将欧洲企业的裁员成本推向了不可承受之重。所以欧洲企业宁愿以高昂的代价换取员工自动离职，尽量不去触发裁员流程。

德国化工巨头拜耳在 2024 年就向老员工开出了高达 52.5 个月的全额薪资作为赔偿金，来跪求员工们主动离职，给公司一条活路。

作者由此指出：解雇越难，欧洲的雇主就越不敢设立那些未来可能需要砍掉的试错岗位。

创新本质上是高风险的试验，创新型业务的岗位天然比传统业务更容易夭折。沉重的裁员包袱从根本上倒逼欧洲资本逃避不确定性，退缩到安全、停滞的存量产业中。

最好的例子就是大众汽车，该公司的工作岗位被视作德国员工的铁饭碗。以至于如今德国大众员工的平均年龄高达 45 岁，工厂单月平均解雇率低至不科学的 0.1%。

整个大众公司充斥着老派的传统汽车从业者。在他们眼里，冰箱彩电大沙发都是不入流的营生，根本无法与精密的汽车制造相提并论，完全脱节了新能源时代。

另一个知名例子就是诺基亚。在 2008 年关闭德国手机工厂时，诺基亚光是裁撤区区 2000 名员工，就耗费了整整 2 亿欧元。

直接后果就是，诺基亚在企业本应加大投入去创新的历史关口，只得把绝大部分费用都用于员工的离职补偿。

以上种种，还导致了一个间接后果：大量有志于创业的欧洲人才，通常也会畏惧本土严苛的劳动法规，而跑去其他能随心所欲裁员的国家或地区。

文章最后感慨，欧洲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传统：在农奴制时期，就算地主们不喜欢自己的农奴，也没有把他们驱逐出去的权力。

因为在欧洲的价值观内，始终高度认同这种绑定的契约关系。

虽然时间已经翻页了一百多年，欧洲的劳动体制却依然根植于其历史文化，承袭自过去的封建残余，仿佛就是新时代商界的「单向封建制」。

正如文章标题，这样的欧洲，未来还有机会孵化出自己的特斯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