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偷走了你花了二十六年才写完、足足五百万字的书稿，而且没有备份，你会怎么办？
明朝末年，浙江海宁就有这样一位书生。他叫谈迁，本名以训，明朝亡了以后才改名"迁"，自号"江左遗民"。今天没几个人知道他的名字，但在明末清初的史学圈里，他与张岱、万斯同、查继佐并称"浙东四大史学家"。
谈迁的前半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个标准的"草根"。父亲只是乡村里一位终身没做过官的小秀才，家里清贫，却格外看重读书。可谈迁偏偏对科场上的八股毫无兴趣，一头扎进了故纸堆里，专好明朝的历史。黄宗羲在为他写的墓表里说，他"不屑场屋之僻固狭陋，而好观古今之治乱"，所留心者，全在明朝典故。
天启元年，谈迁动手修史。起因说来朴素：他翻检前人所修的明代史书，越看越不满意，觉得不是疏漏就是偏颇，野史更是满纸荒唐。明朝灭亡后，他成了前朝遗民，对故国的思念反而更坚定了他修一部信史的决心。
可修史谈何容易。谈迁家徒四壁，买不起书，只能低声下气地向人借，有时背着行李走到百里之外去抄录，自称"苦不堪言"。他以《明实录》为底本，又广参郑晓、焦竑、王世贞等人的著述和三百多种方志，披肝沥胆，整整花了二十六年，才终于完成了《国榷》的初稿。
就在这个时候，命运跟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一天，家里进了小偷，偷走的不是钱财，恰恰是那部五百万字的书稿。书稿从此如人间蒸发，再没在历史上出现过。
对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来说，这无异于天塌。谈迁捶胸顿足，泪流满面，长叹"吾力殚矣"。他的朋友钱谦益当时也在修明史，一场大火把手稿烧得干干净净，钱谦益认定是天意，就此搁笔。谈迁也几乎绝望，可他没有停下来。他攥紧笔，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吾手尚在，宁遂已乎！"——我的手还在，怎么能够停下！
从1647年起，谈迁以花甲之躯，第二次重写《国榷》。有了第一遍的经验，这次他只用了五年，到顺治十年，书稿再次杀青。可他仍不满足，又亲赴北京，走访遗迹、拜访前朝旧臣、采集遗闻。同行者朱之锡记下了他疲惫却乐此不疲的身影：鞋袜磨破，走迷了路就问牧童村夫，旁人笑他，他也不理会，案前一编，手不释笔。
一部《国榷》，最终为后人留下了一册明史的信史。但真正让谈迁彪炳史册的，不是那五百万字，而是他面对"毕生心血毁于一旦"时，选择从头再来的那份倔强。
苏轼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谈迁，就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