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死刑犯张顺兴吃完断头饭，微笑着和母亲告别。临刑前最后一刻，他突然大喊：等会，我有话说！全场愣住。

2005年3月底，河南濮阳看守所。

一名在押人员找到管教，提出一个特殊请求。

他想捐一颗肾，救一名素不相识的高中生。

这个人叫王继辉，24岁。

3月21日，濮阳中院一审判他死刑，案件还在二审。

他清楚自己的判决结果。

这件事，要从高三学生张红伟说起。

张红伟当年18岁，在清丰县一中读书。

2004年底，他查出肾衰竭，只能依靠透析维持生命。

他家条件很差。

母亲早年确诊直肠癌，常年吃药，家里欠下不少外债。

换肾的费用，他们根本承担不起。

学校组织师生捐款，联合红十字会对外求助。

当地媒体播出了他的求助新闻。

3月28日晚上，王继辉在看守所看到这条报道。

听说孩子马上要高考，找不到肾源随时有危险，他动了念头。

第二天一早，他主动找到管教：“我想捐一个肾，救这个学生。”

管教很意外，直接问他：“你一审已经判死刑，是不是想靠捐肾争取减刑？”

王继辉摇了摇头。

“我没有这个想法。我犯下重罪，该承担的责任我认。

如果我的肾能救下他，算是我临走前做一件有用的事。”

没过多久，同所的死刑犯张玉海，也递交了捐肾申请。

张玉海同样一审被判死刑，愿意给张红伟捐献肾脏。

两人的申请先后上交，但捐肾不是写一张申请就能办成。

4月13日，医院给两人做配型化验。

4月15日结果出来。

王继辉配型吻合，满足移植基础条件。张玉海配型不合，无法捐献。

看到结果，张红伟一家终于看到希望。

可新的难题很快出现。

王继辉还在上诉阶段，案子没有终审。

当时国内没有二审期间死刑犯活体捐肾的先例，缺少明确操作依据。

看守所、医院都不能仅凭个人意愿安排手术。

原定4月26日开展移植，术前准备全部完成，手术最终叫停。

消息传开，各种猜测不断。

核心顾虑是，捐献会不会干扰案件审判，带来监管安全风险。

张红伟依旧在医院等待透析。

一次透析结束，他和记者说：“能不能问问手术什么时候安排？

家里钱快撑不住了，我还想回学校上课。”

王继辉没有撤回申请。

他托人向外传话：“我不要张家任何回报，只希望孩子手术顺利，好好读书。”

2000年9月，王继辉入室行窃，被店员王建军撞见，行凶后出逃。

2004年9月，他在石家庄因偷窃落网，主动交代这桩命案。

王继辉说，他早就清楚结局。

他在申请里写：“用我的肾救活这名学生，弥补我给社会造成的伤害。”

受害者家属的心情十分矛盾。

王建军的母亲拿着儿子遗像说：“救人我不反对，但是他的死刑不能改，不然我儿子死得冤。”

王建军的父亲沉默很久，慢慢开口：“我的儿子回不来了。

他愿意救人，说明心里还有良知。只要能救活那个孩子，我可以接受。”

律师赵振软解释，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有权决定器官捐献。

但这件事实操阻碍很多。

手术既要保障在押人员安全，也不能干扰案件审理。

他补充，捐肾只代表道义层面的忏悔。

家属想凭这件事请求法院从轻判决，一般不会被采纳。

张红伟的父亲张相保，专门给法院写了公开信。

他希望法院酌情考量，给孩子一线生机。

2005年的这件事，抛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医学配型成功，不等于移植手术一定可以实施。

个人意愿、医疗条件、法律程序，缺一不可。

张家最关心的，是孩子能不能保住性命。

王继辉唯一的期盼，是自己最后的心愿能够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