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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1月1日,徐州经开区法院一审宣判,孙某某犯侮辱罪判有期徒刑六个月,犯诽谤罪判拘役四个月,合并执行六个月。代理律师在法庭上摆出来的数字:999个视频,80%以上是骂朱之文的,一条播放量超过21万次。判决下来还不到一年,2026年9月到10月,十一二场已经签好的商演,一场接一场没了。有的场次

2025年11月1日,徐州经开区法院一审宣判,孙某某犯侮辱罪判有期徒刑六个月,犯诽谤罪判拘役四个月,合并执行六个月。代理律师在法庭上摆出来的数字:999个视频,80%以上是骂朱之文的,一条播放量超过21万次。判决下来还不到一年,2026年9月到10月,十一二场已经签好的商演,一场接一场没了。有的场次他人都到了泰安,演出服换好了,妆化完了,站在台口等报幕,主管部门的人进来两句话,当场叫停。另一场他排在菏泽高铁站的检票队里,行李都没放好,主办方电话追过来,别来了,取消了。
翻遍公开信息,没有任何一级文旅或广电部门给朱之文发过“劣迹艺人”的认定文书。没有处罚通报,没有立案通知。台儿庄那场演出,文旅部门专门核查过,结论是朱之文无违规行为。也就是说,“劣迹艺人”这个帽子不是官方扣的,是举报的人自己写上去的。朱之文在采访里说,他根本不认识举报的人,原话大意是就是看不得别人好,有演出就举报他是劣迹艺人。
举报的人算的是一笔零成本账
从这件事看,举报者的核心逻辑就一条:打一个电话,发一份投诉,成本几乎等于零。他不需要拿出证据,不需要走任何程序,只要把“劣迹艺人”四个字甩给主办方,事情就启动了。2023年就有人被起诉后在法庭调解下写了保证书,承诺不再攻击,朱之文撤诉了。对方消停了大半年,又回来,开始建群,盯着他的行程,他一敲定商演,投诉就打包发到当地文旅部门和主办方。有的还跑到现场放炮,给主办方添乱。这说明举报已经从单次动作变成了盯梢式操作,你走到哪,电话跟到哪。
主办方算的是另一笔避险账
主办方接电话后的反应,才是这件事真正的卡点。取消一场演出,赔一笔违约金,几万到几十万,事情翻篇。硬着头皮办,万一举报的人把截图甩到网上,场地、票务、审批全跟着挨打。从主办方的角度看,硬办的赌注是整个公司,取消的成本只是一笔违约金。大概率是这笔账谁都会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出事我担不起,干脆直接取消。所以举报电话一响,主办方按取消键比谁都快。举报的人不需要赢,只需要让主办方觉得“办下去不划算”,目的就达到了。
时间点卡得准,才是真功夫
举报的时间点也值得拆开看。太早打电话,主办方还有时间核实、能拖。太晚打,演出唱完了。从公开报道梳理,举报集中在人上了高铁、台子搭好了、观众快坐满的时候。这个节点主办方最脆弱,取消键按得最快,朱之文丢的是一场接一场。据报道,2026年10月他在采访里说这一个月掉了十二三场活动,正常量掉到六七场,报过很多次警,也打过官司。他说不打算接受道歉,手里攒了很多证据,准备起诉举报者,诉求包括让法律厘清责任、索要赔偿。
赢了刑事官司,挡不住下一通电话
这里有一个很硬的反差:刑事官司他赢了,被告判了六个月,999个视频的证据摆在那里,法院认了。但刑事判决管的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侮辱诽谤,管不了明天打给主办方的那通举报电话。举报者不需要证明朱之文是劣迹艺人,主办方也不需要认定他是劣迹艺人,双方都不需要走完一套程序,演出就没了。朱之文报警、打官司、准备起诉,每一步都要时间、要证据、要律师。举报的人只需要一个电话。2025年11月1日走出法院那天,他对记者说了六个字:唱好歌,做好人。2026年10月,他坐在家里,档期表空出一截,举报的人还是那群他不认识的人。
法院判了六个月,举报电话照样打;主办方赔几十万违约金,朱之文丢十几场演出;举报的人零成本,老实人跑断腿。这笔账,谁疼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