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料到，一个副厅级干部，退休后第一件事竟然是赴日定居，改名河村忠志。他叫曲宝全，吃着中国百家饭长大，一路官至高位，却在 55 岁那年摇身一变成了 "河村忠志"。
 
信源:北京青年报——日本遗孤:“硬件是日本的,软件是中国的”
 
1945年2月，曲宝全出生在东北。当时日本战败在即，他的亲生父母作为日本“开拓团”成员在战乱与逃亡中双双身亡，只留下几个月大的他躺在废墟里嗷嗷待哺。
 
幸运的是，一对善良的东北夫妇收养了他。养父是闯关东的山东人，养母是吉林人，一家人省吃俭用，用百家饭把他和另一个被收养的遗孤姐姐抚养成人。
 
在东北土地上长大的曲宝全，从小吃着大米玉米面，说的一口地道的东北方言。他读书非常刻苦，1963年顺利考入了东北重型机械学院（也就是现在的燕山大学）。
 
1968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沈阳水泵厂工作，从最底层的车间一线工人干起，凭着一股踏实肯干的韧劲和过硬的技术，一步步得到了厂里和同事们的认可。
 
后来，曲宝全被调到厂里的职工大学任教，38岁那年就升任职工大学副校长，并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他大半辈子的人生轨迹里，他就是一个标准的中国体制内精英，踏实、本分、有能力。然而，1986年的一张档案表格，彻底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
 
那一年，同样被收养的姐姐在查阅档案资料时，偶然发现了两人的真实身世。在姐姐的反复追问下，老养母含着眼泪说出了隐藏四十年的真相：原来他们姐弟俩根本不是中国亲生的血脉，而是当年日本战败后遗留在中国的战争遗孤。
 
得知这个震撼的身世后，曲宝全当年也随寻亲团去了一趟日本。但得知亲生父母早已双双不在人世后，他并没有在寻找日本血亲上花太多心思，而是很快回到了沈阳继续工作。
 
这次身世的曝光并没有影响组织对他的信任，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先后担任了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后来又调任党委书记，不仅晋升为副厅级干部，还获得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的职称。
 
时间转眼到了2000年，55岁的曲宝全到了退休年龄。考虑到女儿去日本留学的规划，加上自己特殊的家族背景与身世，他在办理完正常的退休手续后，决定带着全家人移居日本定居，并按照日本当地的法律和习惯，将名字改成了“河村忠志”。
 
但他做了一个极其硬气的决定：即便全家移居日本，甚至改了日文名字，他也坚决要求全家人继续保留中国国籍，绝对不加入日本国籍。
 
到了日本之后，这位曾经的中国副厅级干部，并没有像别人想象的那样猫在家里享清福、过隐居生活，而是很快发现了一个极为残酷的社会现实。
 
当时有成千上万的中国日本遗孤返回日本，这些人在中国生活了大半辈子，只会说中文，到了日本后语言不通、文化脱节，根本找不到像样的工作。许多老人在当地没有社会保障，生活极其艰难，甚至遭受当地社会的冷眼与边缘化。
 
看着这些和自己有着相似命运的遗孤同胞在异国他乡受苦，曲宝全坐不住了。他凭借自己在国内积累的组织能力和领导经验，毅然挺身而出，把这些分散在各个角落的遗孤组织了起来。
 
2002年，曲宝全作为核心组织者之一，联合了整整2200多名日本遗孤，联名将日本政府告上了法庭。
 
他们提出严正诉求，要求日本政府为当年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及遗留的遗孤孤立无援问题承担责任，并给予这些老人们应有的生活支援与经济补偿。
 
这场诉求官司轰动了整个日本社会，虽然在法庭上的审理过程极其漫长且充满了阻力，多起诉讼最终被判定败诉，但曲宝全和老人们的顽强抗争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这种持续的抗争直接倒逼日本政府不得不打破以往的冷漠态度，在随后几年里专门出台了针对中国日本遗孤的全新支援法案，极大地改善了数万名遗孤及家属在日本的生存境遇。
 
告赢了政策之后，曲宝全并没有停下脚步。2008年，他又参与创建了“东京日中友好之会”，并在2019年升任副理事长。
 
在这个平台上，他常年奔波于中日两国之间，组织遗孤群体回中国寻根感恩、接待中国访问团、整理当年开拓团与遗孤的历史史料，把晚年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促进中日民间的真实交流和历史铭记当中。
 
直到今天，在日本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曲宝全，依然保留着极深浓厚的中国生活痕迹。他常常用一句话来形容自己：“我的硬件或许是日本的，但我的软件完全是中国的。”
 
在家里，他依然习惯说东北话，逢年过节必须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包饺子，平时书写依然习惯用汉字。
 
每当电视上播放国际体育赛事或者奥运会时，坐在电视机前的他，第一反应永远是毫不犹豫地挥着拳头为中国队呐喊加油。
 
在他心里，中国养父母的养育之恩、中国社会的培养之恩，是他这辈子永远不会忘、也绝不敢忘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