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蒋介石在开会间隙,在厕所的墙上发现有人手写:“总裁不裁,中正不正”。蒋介石气得大骂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戴笠趁机落井下石,状告中统贩运假币。
写这八个字的地方不偏不倚,正是他常去的那间。敢在这地方动笔,又能避开侍卫,说明写的人对官邸的底细门儿清。蒋介石当场勃然大怒,立刻传唤来中统负责人徐恩曾,对着他毫不留情地厉声斥责了一通。
骂尽管骂,真正把整件事搅得偏离原本走向的,是站在一旁的戴笠。他半句劝慰的话都没说,反倒慢悠悠从军装内侧口袋掏出一摞文件:最上层是中央银行的票号底册抄本,下方压着码头提货存根,货主栏标注的是中统一家商号的名称。
戴笠没多讲多余内容,只补充说明:码头那边还扣着两名押运人员,人、货物、单据三样全部都在,校长随时可以当面询问核实。
就这么一个变故,整件事的性质完全不一样了。墙上的字是面子上的难堪,可这叠单据,是把中统的里子掀开给人看。徐恩曾唇色惨白,只死死咬定一个说法:中统绝对不会贩运假币,这肯定是恶意栽赃。
老蒋没接他的话,手一挥,限三天查清,又补了四个字:军统协查。
仔细一琢磨,这四个字比骂他一百句都狠。把中统的相关事务交给军统核查,相当于直接把把柄交到戴笠手中,徐恩曾就算想遮掩也瞒不住了。
他回到局里,先找管运输的周主任。周主任表示,这批货是从界首发来的,报关时报的品类是纸张,直到打开箱子才发现里面夹带了钞票。这名押运队长名叫刘三,他本人现在已经被军统的人员扣留在码头了。
徐恩曾心里把利害盘算得明明白白:涉及钱款的事绝对不能认,相关的人也不能全部抛出去。倘若刘三一口咬定是自己贪财私带物品,中统局最多只会担下失察的责任,整个事态就能稳住收住。
没料到戴笠的行动比他抢先了一步。
当天夜里,军统把刘三和会计分开审。刘三起初硬撑,说箱子里就是纸。军统人员猛地将提货存根往桌面上重重一拍,厉声质问他普通纸品为何要使用银行封条,刘三见状当场就闭紧了嘴不再出声。
另一边,会计熬不住了,吐露了全部实情:那批钞票是从沦陷区换来的,真假掺半,原本打算运去重庆,找钱庄兑换成黄金。
最有看头的环节这就登场了。事发当晚戴笠并未提交相关报告,一直拖延到第三天上午,才将两份口供连同银行方面出具的鉴定材料,一并送到蒋介石的办公桌上。相关鉴定结论表述清晰:该批钞票当中,除了日伪印制的假法币之外,还混入了部分真钞用来凑数。
换而言之,中统方面并非遭人恶意栽赃,本身的目的就是用假钞来换取真金。
这个弯转过来,前面那八个字反而显得轻了。墙面上留下的字迹仅仅是个由头,真正足以致命的,是这条潜藏在运输线路当中的假币交易勾当。老蒋看完之后脸色十分难看,当即吩咐手下把徐恩曾喊过来。
徐恩曾跨进门时还心存侥幸,打算将所有罪责都推给刘三承担。但老蒋根本没给他开口的机会,直接把口供甩到他脚边让他自己看。
他俯身把东西拾起,才扫了没几行字,手掌就不受控制地抖动起来。会计不光交代了假币相关情况,连周主任规划路线、刘三带队、商号挂靠在中统名下的细节也全说了,整条完整脉络这下都理顺了。
徐恩曾心里很清楚,要是继续争辩下去,后续的祸事迟早会牵连到自己身上。他强忍不适直起身,主动承认自己督查失责,向总裁恳请严办周主任与刘三,同时表示自己甘愿接受相应处分。这番说辞相当于认下了中统涉事的相关脉络,却彻底把自身的干系撇得干干净净。
老蒋盯着他看了好半天,最后没立刻免去他的职务,只下达命令:周主任撤职查办,刘三移送军法处,由侍从室联合军统用三个月核查中统运输账目,徐恩曾记大过一次,限期整顿。
但就在这短短三个月里,军统把中统的所有底细摸得一清二楚,不管是可查的还是见不得光的内容,全都直接摆到了明面上。等账目核完,徐恩曾再想留在那个位子上,已经由不得他了。蒋介石仅仅吩咐他先回去打理妥当手头事务,中统的相关工作,暂时交由其他人员代为接管。
徐恩曾刚一回到局里,头一桩要安排的事并不是召开会议,而是吩咐手下人把那间厕所的墙面全部重新粉刷一遍。等石灰把那八个字完全遮盖妥当之后,整条走廊里的所有人都察觉到,这位徐局长从那以后再也不会去走那一侧的楼梯了。
全部交接事宜办妥的当日,他吩咐司机把车驶到江边。下了车,一个小孩端着炒花生过来叫卖,他掏钱买了一包。找零时小孩递来一张纸币,他接过来一瞧,编号是连号的,和早前戴笠给他看过的那批票样分毫不差。
他愣了片刻,把花生和那张钞票一起塞进口袋,转身往回走。
那批没能换出黄金的假币,终究没有凭空消失。它们流到了码头,流进了卖炒花生的孩子手里,又在这天下午,被找零的钞票,带到了一个刚丢了差事的人口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