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教授说：“任何男人和女人，只要他们是异性，只要在一起相处时间长了，他们就一定会产生感情。至于什么感情，没有任何语言可以表达清楚。谁也不要装纯，说那是纯友谊。所以，要和朋友的另一半保持距离，这些都是成熟人的标志。”

这话说得不客气，却很诚实。人心是肉长的，朝夕相处，日久生情，本是人之常情，算不得丢人。

真正见人品的，从来不是心里有没有起波澜，而是起了波澜之后，脚往哪里迈。

季羡林先生年轻时在德国的那段往事，正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脚。

1935年，季羡林24岁，从清华毕业不久，考取交换生，远赴德国哥廷根大学读书。

临走前，家里早已给他娶了亲。妻子彭德华，济南人，识字不多，性子温厚。

两人是包办婚姻，谈不上情投意合，可家里有老人、有一双儿女，都靠她撑着。

他原打算读两年就回国。谁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回国的路断了。这一困，就是整整10年。

哥廷根是座安静的小城，红瓦屋顶，石板小路。他每天往返于宿舍和研究所之间，啃梵文、巴利文，啃得昏天黑地。

饿是常事，战时的面包又硬又少，他饿得夜里睡不着，常常听着防空警报的声音，熬到天亮。

就在这段日子里，他走进了迈耶一家。

迈耶家住得不远，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伊姆加德。

她会打字，家里有一台打字机。季羡林的博士论文满纸梵文符号，写完了要誊成打字稿，就常抱着稿子去她家。

一个念，一个打。窗外天色一点点暗下来，屋里只剩打字机“嗒嗒”的声响。

有时打到半夜，伊姆加德的母亲会端来一壶热茶。

遇到看不懂的符号，伊姆加德就停下手，歪着头问他，这个怎么打。他俯身过去，一笔一画地指给她看。

日子一长，有些东西，就悄悄变了。

他心里明白，她也明白。后来出版的季羡林留德日记里，留下了那几年他心绪翻腾的痕迹：辗转难眠，心乱如麻，想走近，又不敢走近。

一边，是异国他乡难得的温暖；一边，是千里之外守着一家老小的妻子。

一个人在外，没人管，没人知道。真要留下，也说得过去。

可他没有。

1945年，战争结束。回国的路终于通了。

他站在哥廷根的车站，行李不多，几箱书稿，几件旧衣。

临行前，他去迈耶家道别。没有许诺，没有挽留，只是简简单单说了再见。

转身那一刻，他心里有多疼，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后来说过大意相近的话：家里还有老人、有妻子、有孩子，我不能扔下他们不管。

一句话，没什么漂亮词儿，却比什么誓言都重。

回国后，季羡林进了北京大学，一手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一辈子扎在学问里，梵文、吐火罗文、印度史、中外文化交流，著作等身。

他和彭德华相守了几十年，日子平淡，却安稳踏实，一直到老伴先他而去。

晚年，他写《留德十年》，专门留了一章写迈耶一家。字里行间，没有一句越界的话，满是克制的怀念，像隔着一层薄雾看远山，看得见，却不走近。

那位教授说，谁也不要装纯。季羡林不装。

他承认自己动过心，也从不讳言那段日子的温暖。

可他更清楚：情生于心，不由人；行止于身，在于己。

感情来了，拦不住；可人往哪儿走，是自己选的。

成熟，不是心如止水，而是心有波澜，脚下不乱。

一个人最体面的样子，不是从未动心，而是动了心，依然记得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