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杨开慧从报纸上看到朱德妻子伍若兰被杀后挂头示众的消息，知道自己也可能随时被带走。于是她提笔给堂弟杨开明写了一封“遗嘱样的信”。

信的开头第一句是：“我是一个弱者仍然是一个弱者！好像永远都不能强悍起来。我蜷伏着在世界的一个角落里，我颤慄而寂寞！”她说死并不怕，甚至可以说是欢喜的事，可“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呵，我有点可怜他们”。她把三个孩子托付出去，怕他们“受那狂风骤雨的侵袭”，希望他们“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地生长”。

她觉得不能不早做预备。这些信，她一封也没有寄出去。形势太险，寄信本身就可能引来敌人。她把信藏进墙缝，像把一颗还在跳的心塞进一道黑暗的窄缝里。‌‌

那些藏在板仓墙缝里的信，毛泽东一生没有读到过。他只知道她壮烈牺牲了，他不知道的是，在那些杳无音信的夜晚，她曾一笔一划地写过“我要吻你一百遍”；不知道她曾在信里怨他、等他、原谅他、又死死地爱着他；不知道她把最软的话和最硬的决绝，一起砌进了墙里，交给了一面不会说话的泥砖。‌

墙缝等了五十二年才开口。可听的人，早已不在人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