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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长征》演到南渡乌江,红军主力连夜抢渡、直奔贵阳。可有一支部队赶到江边时,

《伟大的长征》演到南渡乌江,红军主力连夜抢渡、直奔贵阳。可有一支部队赶到江边时,浮桥已拆、渡口被封,前面是乌江,后面是追兵,他们被孤零零甩在了北岸。
长征路上,掉队有时不是意外,而是任务的一部分。1935年3月底,中央红军主力准备南渡乌江,红九军团却接到另一道命令:留在北岸,装成主力,尽量把国民党军的注意力引开。
 
军团长罗炳辉带着这支部队四处活动,红旗插起来,号声吹起来,电报里还不断变换行动方向,一会儿像要北渡长江,一会儿又像要去湘西北。

对手摸不准红军主力在哪儿,中央军、川军、黔军约六个师被牵制在北岸,主力得以从容渡过乌江,直奔贵阳。
 
等掩护任务完成,红九军团赶到江边时,浮桥已经拆了,渡口也封了。

前面是江,后面有追兵,这支部队一下子成了孤军。主力继续前进,它却必须先想办法活下来。
 
罗炳辉没有原地等援军,而是带队连夜急行军,在金沙老木孔菜籽坳附近找到一片灌木比人还高的山林,布下埋伏。这里并不是什么大城要地,却能让追兵看不清红军藏在哪里。

对一支刚完成诱敌任务、又被迫独自行动的部队来说,选对伏击地点,可能比硬碰硬更要紧。
 
4月5日拂晓,黔军犹国才部追进了埋伏圈。冲锋号一响,红军从三面杀出,敌军一下乱了阵脚。黔军中不少士兵带着烟枪,交战到晌午烟瘾发作,枪也端不稳。

战斗结果是,红军击溃敌军五个团,俘虏副团长以下一千八百多人,缴枪千余支。中革军委第二天发电嘉奖。
 
这场胜仗说明,孤军并不等于只能挨打。可红九军团的本事,也不只是打伏击。4月9日,侦察科长曹达兴换上国民党中央军军官装束,拿着缴获来的敌团长名片,趁大雾混进盐业重镇瓢儿井。

他让盐防军列队听训话,趁对方没有识破身份,一声令下,守军交出了武器。
 
红军随后开仓,把盐和粮分给当地汉、苗、彝百姓,还发展了三百多名新战士。一座镇子、一批粮盐、三百多人,都是这支部队继续行动的实际支撑。

它不只是从包围中脱身,也在沿途想办法补充队伍、争取群众。
 
罗炳辉是云南彝良人,彝族出身,早年从滇军小兵一步步走到红军军团长的位置。周恩来称他为长征中的战略骑兵,说的正是他善于机动、能够用行动牵制对手。

后来电影《从奴隶到将军》的主人公,也以罗炳辉为原型。
 
红九军团这段经历,放在长征的整体行军中看,特别之处不只在于打赢了几仗,而在于它承担了掩护主力的任务,随后又得独立寻找出路。红军过大渡河时,也曾面对不同地形和渡河条件。

1935年,中央红军先在安顺场强渡,因渡船有限,红四团沿大渡河西岸急行军,赶到泸定桥方向接应。不同的地形,逼出了不同的办法,不能把每一次脱险都简单归结为冲锋。
 
另一支队伍的经历,也能看出长征并非只有一条路线。红二十五军1934年11月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1935年9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

它和红九军团任务不同、所走路线也不同,但都说明,红军各支队伍需要在分散行动中判断形势,自己找路、自己维持队伍。
 
当然,红九军团不是一直孤立无援,也不是靠一场奇袭就解决所有困难。它完成掩护后仍要躲避追兵、补充给养,后来巧渡金沙江,才重新回到党中央身边。

所谓孤军求生,靠的不光是胆量,还有侦察、行军、伏击和与当地百姓打交道的本事。
 
主力走了,江边的桥也没了,罗炳辉面前只剩两条路吗?至少从菜籽坳到瓢儿井的行动看,红九军团没有把自己困在一个局面里。

任务结束之后,它把诱敌留下的险境,硬是走成了新的行军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