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溥仪在北京病逝，家人不知道该怎么安葬他，只好上报国家，周总理得知后，又是怎样安排的？

周总理当天晚上就把电话打到了统战部，问具体情况。那边说溥仪家属挺为难，按旧规矩得进皇陵，可现在是新社会，皇帝那一套早没了；按普通人办吧，他身份又特殊，谁也不敢拍板。周总理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话：不能按皇帝办，也不能亏了人家。他让统战部先问问家属意见，再定方案。

统战部的同志第二天一早就去了溥仪家里，见到了李淑贤。李淑贤眼睛还肿着，说溥仪临走前那几天一直念叨，别给国家添麻烦，后事从简。可越是这样，家里越不敢做主。溥仪的弟弟溥杰也在，他说按爱新觉罗家的老规矩，怎么也得有个体面的发送，可这话他说不出口，怕犯错误。

统战部的人回去汇报，周总理正在开会，听完汇报当场就做了几条指示：第一，溥仪的后事由政协出面办，规格按民主人士标准，不按皇帝，也不按战犯；第二，骨灰安放地点，家属愿意进革命公墓就进革命公墓，愿意自己找地方就自己找地方，国家不强迫；第三，费用由国家承担，不让家属掏一分钱。

这几条传下去，李淑贤当场就哭了。她原以为最多给个火化证明就完了，没想到国家想得这么周全。溥杰后来跟人说，周总理这个安排，既给溥仪留了体面，又没让任何人说闲话，分寸拿捏得死死的。

接下来办后事那几天，政协派了专人帮忙跑腿。先是在医院办了简单的告别仪式，来的人不多，都是溥仪生前认识的，有文史馆的老同事，有植物园的工友，还有几个改造时认识的熟人。场面不大，但该有的程序一样没少。李淑贤选了个普通的骨灰盒，楠木的，没雕花，她说溥仪活着时候就不讲究这些，走了更不用摆谱。

真正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骨灰安放那天。政协的人陪着李淑贤去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工作人员提前接到通知，把骨灰堂的一个位置给留好了。李淑贤捧着骨灰盒往里走，后面跟着溥杰和几个亲戚。到了地方一看，旁边的格子里放的都是什么人？有老红军，有民主人士，有劳动模范。溥杰当时就站那儿不动了，半天说了句：“他这辈子最后一程，算是走到正道上了。”

可事儿还没完。过了几天，有个海外华侨听说了这事，专门托人带话回来，说愿意出钱给溥仪修个像样的墓，地方都看好了，就在清西陵旁边，说是按光绪的规制缩一下就行。这话传到周总理耳朵里，他直接给否了。原话是这么说的：溥仪是新中国公民，不是清朝皇帝，他的后事已经办完了，不要再折腾。谁再提修陵的事，让他来找我。

这话传出去以后，再没人敢张罗这事了。李淑贤后来一直把骨灰盒放在八宝山，每年清明去擦擦灰，放束花，安安静静地待一会儿。有回记者去采访她，问她对总理的安排怎么看，她说了句大白话：“总理把我们当人看，我们得知足。”

到了1980年，政协又给溥仪开了个追悼会，算是补个正式说法。那时候李淑贤已经老了，追悼会上没哭，就站那儿鞠了三个躬。散会以后她跟旁边人说，溥仪这辈子当过皇帝，当过战犯，最后当了个普通老百姓，走的时候没受罪，埋的时候没折腾，挺好。

后来有人把这事写进了书里，说周总理处理溥仪后事体现了政策水平。其实哪有那么复杂，就是一句话的事：该给人家的体面给足，不该给的东西一分不给。溥仪赶上了这么个安排，算他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