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皇帝，坐拥天下四十八年，却有将近三十年几乎不上朝、不见大臣、不讲经筵——这件事放在任何朝代都算怪事，偏偏就发生在大明王朝。

1572年，年仅十岁的朱翊钧登基，成为明神宗，年号万历。即位之初，他有一位厉害的辅政大臣张居正，一位用心良苦的母亲李太后，还有尽职尽责的内侍冯保。三人合力，把这个小皇帝管得服服帖帖。每天卯时起身，讲经读史，批阅奏折，功课一样不能落。张居正甚至亲手给他写了一套《帝鉴图说》，图文并茂讲给他听什么是明君、什么是昏君。

那时候的万历皇帝，确实也争气。在张居正主政的十年里，大明出现了一段短暂的中兴气象，财政转好，边疆稳定，史书里称之为"万历中兴"。

可这一切在1582年戛然而止。张居正病逝。

管教他的人走了。

用现在的话说，万历皇帝压抑了整整十年，一朝松绑，反弹得相当厉害。他亲自主持清算了张居正，抄家、削爵、甚至一度要开棺鞭尸，最终在朝臣劝阻下作罢。清算完老师之后，他似乎也把从前那个勤勉听话的自己一起打包扔掉了。

万历十四年前后，他开始越来越频繁地缺席早朝。

早朝这件事，历朝历代的皇帝多少都觉得麻烦——天不亮就得起身，穿上厚重的礼服，站在那儿听大臣奏事，往往耗去大半个上午。朱元璋在世时，一年里几乎没有休息过；嘉靖、隆庆皇帝也有懈怠，但好歹逢年过节还撑着露个面。

万历皇帝却走得更远。

万历十七年，他连元旦朝贺都不参加了。大年初一，文武百官按例聚集，等着皇帝出来受贺，左等右等，等来一个口谕：皇上身体不适，免朝。这之后，"身体不适"渐渐成了标准答案。常朝、大朝，能推则推，能免则免。到了中后期，一年里能见到皇帝的次数，屈指可数。

有些大臣熬了十几年，从没见过万历皇帝一面。

内阁首辅叶向高曾经在奏折里写道，他任职多年，与皇帝当面奏对的机会极少，国家大事只能靠文书往来，许多紧要的事情石沉大海，等不到批复。

等不到批复这件事，是万历年间的一大顽疾。

奏折送进宫，积压在御案上，有的拖数月，有的拖数年，有的就此消失，再无回音。朝廷各部、地方官员，不知道皇帝的态度，不敢轻举妄动，只好继续等。缺官的位置空着不补，缺粮的地方等着救济，一拖再拖。史书记载，万历年间朝廷六部、九卿等重要职位长期空缺，有时一个位置悬空数年。地方布政使、按察使缺员，户部、兵部的堂官也常年没人，政务积压如山。

与不上朝同步停摆的，还有经筵和日讲。

经筵是皇帝与大臣讲论经史治道的正式场合，日讲则是日常由讲官为皇帝讲解经典、讨论时政。这两项制度从洪武年间就确立下来，历代皇帝或多或少都会坚持。万历十八年，日讲彻底停掉。此后经筵也越来越少，近于名存实亡。朝廷里的儒臣想借进讲之机向皇帝面陈政务，门路也堵死了。

让朝野最为揪心的，是绵延十五年的"国本之争"。

所谓国本，就是太子人选。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想立郑贵妃所生的三子朱常洵为太子，但依照礼法和惯例，应当立长子朱常洛。从1586年前后，朝中大臣轮番上疏，力争按祖制立长，万历皇帝置之不理，或留中不发，或敷衍了事，或将奏事的官员降职发落。争了整整十五年，到万历二十九年，朱常洛才终于被立为太子。

这场拉锯深深伤了君臣之间的情分。皇帝厌烦朝臣，朝臣也摸不透皇帝，双方的裂痕越来越深，终于到了互不理睬的地步。有的大臣一气之下请辞，有的干脆称病在家，万历皇帝既不挽留也不批准，就这么晾着。

值得一提的是，万历年间并非一片沉寂。万历二十至二十七年，明朝先后平定宁夏叛乱、援朝抗倭、平定播州杨应龙叛乱，史称"万历三大征"。这三场仗打下来，国库耗损甚巨，但也说明，皇帝并非全然瘫痪，在他认为要紧的事上，仍然能够拍板决断。

只是，那些他认为不要紧的事，就那样搁置下去了。

一个王朝的日常运转，终究不能靠几场大战来支撑。户部的账要算，地方的案要判，官员的任免要有人主持，边境的粮饷要有人调度。皇帝长期不理政事，这些事情只能由宦官传递文书、内阁辗转票拟来勉强维系。机器还在转，却越转越滞，越转越慢。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朱翊钧在位的最后一年，他驾崩了。

他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的陵墓定陵早在数十年前就由他亲自督造，豪华异常。史料中留有他长期不上朝的记载，也留有他在深宫之中大量购置奇珍异宝的记录。




主要信源

1.《明史》卷二十一《神宗本纪》，张廷玉等撰，清乾隆时修，中华书局点校本
2.《明实录·神宗实录》，明内阁诸臣纂修，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
3.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中文版
4. 孟森《明史讲义》，中华书局，2006年版
5.《明神宗朱翊钧》相关条目，《中国历史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