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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鞠萍向丈夫提出了离婚,丈夫同意离婚,却让她二选一,孩子和财产只能带走一样!鞠萍一听当即就清楚他内心的算盘,但她不忍孩子留在这里,最终选择带走孩子。 那张离婚协议书摊在桌上,丈夫蒋启星的手指点了点财产分配条款。鞠萍没有去看那些数字,她的目光落在旁边儿子的照片上。六岁的翼遥笑得眼睛弯弯,那是

1999年,鞠萍向丈夫提出了离婚,丈夫同意离婚,却让她二选一,孩子和财产只能带走一样!鞠萍一听当即就清楚他内心的算盘,但她不忍孩子留在这里,最终选择带走孩子。
那张离婚协议书摊在桌上,丈夫蒋启星的手指点了点财产分配条款。鞠萍没有去看那些数字,她的目光落在旁边儿子的照片上。六岁的翼遥笑得眼睛弯弯,那是去年在公园拍的。
她知道丈夫的算计。只要她选择财产,他就能以更优越的经济条件争取抚养权;如果选择孩子,就等于净身出户。她没有犹豫,在协议上签下了名字。
“你想清楚了?”蒋启星靠在椅背上,“带着孩子,从头开始,不容易。”
“翼遥需要一个安稳的家。”鞠萍收起笔,“不是一场生意。”
她牵着儿子走出那个住了七年的家,只带了两箱衣物。出租车驶离时,蒋翼遥趴在后窗上,看着熟悉的楼房越来越小。“爸爸不来吗?”他小声问。
“以后妈妈陪你。”鞠萍握紧他的手。
新租的房子在一栋老居民楼里,一室一厅。第一天晚上,蒋翼遥在陌生的床上翻来覆去:“妈妈,我的恐龙台灯不见了。”
那是他三岁时爸爸买的生日礼物,灯罩上有只绿色小恐龙。鞠萍拍着他的背:“先睡觉,妈妈明天去找。”
第二天录完《大风车》,她跑了三家商场,终于找到同款台灯。回家天已黑透,推开门的瞬间,暖黄的光填满了房间一角。蒋翼遥扑过来抱住她的腿,眼睛亮晶晶的。
日子开始重复。早上送儿子去幼儿园,然后赶去台里录节目。下午请同事帮忙照看半小时,她飞奔去接孩子。有时候录制拖堂,蒋翼遥就在后台写作业,乖得让人心疼。
有次录到晚上九点多,鞠萍推开化妆间的门,看见儿子趴在桌上睡着了,手里还攥着半块没吃完的饼干。她轻轻抱他起来,蒋翼遥迷迷糊糊地问:“妈妈,明天能早点吗?”
导播老陈看见了,走过来说:“周三的录制我帮你调到上午吧。”
“大家都排好班了。”鞠萍摇摇头。
“当是为了孩子。”老陈拍了拍她肩膀。
最艰难的是月底。交完房租和幼儿园费用,钱包就空了。有天下大雨,蒋翼遥的雨鞋破了个洞,鞠萍用胶带里外粘了三层。放学时,儿子低着头说:“同学们笑话我的鞋。”
“这个月先穿,”鞠萍擦掉他脸上的雨水,“下个月妈妈发工资就买新的。”

她开始接配音的活儿。等儿子睡了,在厨房里对着稿子小声练习。有次凌晨两点录完,发现蒋翼遥不知何时站在门口,眼睛红红的:“我梦见你不见了。”
“妈妈在这儿。”鞠萍抱起他,“永远都在。”
蒋启星来过一次,穿着崭新的西装,带来进口巧克力。“跟爸爸住大房子好不好?”他蹲下来问。
蒋翼遥躲到妈妈身后,紧紧抓住她的衣角。
蒋启星站起身,盯着鞠萍看了会儿:“撑不住可以找我。”
“不会的。”她把儿子护在身后。
蒋翼遥把巧克力放进抽屉最里面,再也没有碰过。
时间慢慢过去。蒋翼遥上小学了,鞠萍的事业也稳定下来。她学会了把工作集中安排,周末一定空出来陪儿子。三年级开学,儿子被选为升旗手。
典礼那天,鞠萍特意请假去了。看着儿子在国歌声中拉动绳索,红旗缓缓上升,她忽然想起多年前那个签字的下午。阳光照在操场上,蒋翼遥的脸绷得严肃又认真。
散场后,儿子跑过来,红领巾被风吹歪了:“妈妈,你看见了吗?”
“看见了。”鞠萍帮他正了正红领巾,“很神气。”
“老师说要家长写感想。”蒋翼遥掏出小本子。
鞠萍坐在操场边的台阶上写:“今天太阳很好,我看着儿子把国旗升到顶端……”儿子靠在她肩上,阳光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
写完最后一句,她合上本子。远处的孩子在踢球,笑声一阵阵传来。
“回家吧。”她拉起儿子的手。
“嗯。”蒋翼遥握紧了她的手,温暖有力。
路还长,但此刻阳光正好。她知道,最难的阶段已经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