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东战役是粟裕将军军事生涯中的一次胜仗之一，整个战役从筹备到结束都在粟裕将军的掌控或者说谋划之中。
战役启动前，粟裕领受的任务很明确——寻歼邱清泉的整编第五军。但他自己心里清楚，这支部队“经常猬集一团，不贸然行动”，华野手中能集中的兵力，打它并没有把握。
他后来回忆，当时已经反复考虑过不利因素，主要是我军主力尚未集中，打援兵力不足，地形也不利。
关键在于他接下来的处理方式。他没有再一次去电中央说“这个目标我打不了”，而是悄悄准备了一套“先打开封，后歼援敌”的备用方案，并且没有上报。
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报，他的回答很朴素：“我已经提过三个纵队暂不过江的意见，不能总是不同意中央的决定吧。”
这句话的分量在于：它不是战术层面的算计，而是一个已经“斗胆直陈”过一次的人，在第二次面对分歧时选择把方案压在手里，等战场自己给出答案。
豫东战役的第一层“神”，不在于他预见到了开封，而在于他懂得什么时候不该再用电报去争，而该用部队的移动去等。
“钓大鱼”果然落空了。邱清泉南下又北上，华野南北夹击的企图因为陈唐兵团未能按时到位而流产，国民党几个整编师抢先与第五军靠拢，原定目标事实上已经消失。
这时候如果按常规逻辑，要么请示中央变更任务，要么把部队收回来重新寻找战机。粟裕走的是第三条路：他几乎没有停顿，就把那套压在手里的腹案拿了出来。
6月15日，他给中央发报提出“先打开封，再打援敌”，电报里写得很直白：“因情况急迫，请示不及。”教员次日的复电是“完全同意”。
 
从“钓不到”到“换钩”，中间几乎没有留下犹豫的缝隙。这里面当然有他对开封守军薄弱的准确判断，但更关键的是心理上的准备早已完成——腹案在他手里捂了很久，等的就是一个不得不用的时刻。
打开封、弃开封、在邱清泉和区寿年之间撕开四十公里间隙、围住区寿年，这一段通常被讲得最流畅。
但真正的考验出现在区寿年即将被吃掉的时候：黄百韬兵团从东面意外突入战场腹地，负责阻击的中野十一纵阵地被突破，华野的侧背一下子暴露出来。
此时华野部队已经连续作战多日，“部队疲乏，减员不少，亟待休整补充”。
粟裕给部队的指令是“咬紧牙关，坚持下去，不怕伤亡，克服困难”，而他的真实意图，从后来的行动看，并不是要一口吞掉黄百韬，而是“给予黄百韬兵团以打击后再撤退”。
这是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层次。把“打黄百韬”理解成又一次扩张战果的歼灭战，会把它讲成单纯的胆量；但粟裕自己在战后汇报里说得很清楚，目的是打完这一下再走。
7月6日傍晚，刘邓急报白崇禧的整编第十一师正在北进，粟裕随即下令最后一次佯攻黄百韬，趁夜撤出战斗。那一阵炮火不是为了歼灭，是为了让撤退本身带上一个让对方不敢立刻贴上来的尾击。
如果只讲“神操作”，很容易漏掉粟裕本人和前线将领在同一时间留下的另一组记录。
华野六纵副司令员皮定均在日记里写帝丘店战斗：
“我们就是杀伤了敌军一个整师，但是我们‘三弟兄’（华野一、四、六纵）都残废了。”
粟裕在济南战役前向中央汇报豫东之后的部队状况，话也说得极重：“所补俘虏不够补偿伤亡，部队极不充实，每连只四至六个步枪班”，干部“太新太弱”，甚至提到团以下干部中“保命思想较普遍”。
 
这些材料并不推翻豫东战役的战略意义，教员把这场仗比作解放战争“爬山”中最吃力的“山坳子”，说明它确实把中原战场的势推过了某个临界点。
但同样真实的是，粟裕在战役过程中所做的那些“神”的选择，每一次都建立在对代价的清醒承受之上。
他不是不知道部队已经到了极限，而是在极限状态下仍然判断：停下来或者退回去，代价未必更小。
所以回到“神操作”这个说法本身，豫东战役真正值得看的地方或许不是某一步有多奇，而是一个指挥员在连续失控的局面里，始终保持了一种“把下一件事做成”的能力：
计划A失效，就用藏着的计划B顶上；计划B打到一半冒出意外，就把意外本身变成撤退的掩护。
与此同时，他没有在事后把代价藏起来，皮定均说“残废了”，粟裕说“极不充实”，这些话和那些决策留在同一批档案里，构成了这场战役完整的重量。
这一仗足以看出来粟裕将军对战场的把控，能够跟着战场形势作出最佳的计划，粟裕将军不愧是一名出色的军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