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这位越南女兵被澳大利亚军队逮捕。在接受审讯过程中。她坚称自己只是一名普通游击队员，其他什么都不知道，澳大利亚军人不肯相信，残忍地对她使用水刑逼供。
他们把她绑在一张木板上，头低脚高，一块破布盖住她的脸，然后往布上倒水。水灌进鼻子和嘴巴，她拼命扭动，绳子勒进手腕和脚踝的肉里。每次她快要昏过去，他们就停下来，等她喘几口气，再接着倒。那个负责倒水的士兵是个年轻小伙子，脸上没什么表情，像在给花浇水一样机械。旁边站着一个中士，手里拿着笔记本，反复问同一个问题：你们的营地在哪，有多少人，下一步计划打哪里。
她咳出水，嗓子像被砂纸磨过，说的还是那句话：我就是个种地的，被拉来送信，别的不知道。
中士把笔记本合上，冲倒水的士兵抬了抬下巴。士兵又拿起水壶。这一次她数着，一共倒了七次。到第七次的时候，她感觉肺里全是水，眼前发黑，耳朵里嗡嗡响，像是有人在她脑袋里敲铁皮。她告诉自己不能死在这儿，死了就什么都完了。她想起村里那个教她认字的老人说过，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得把该做的事做完。
他们把她从木板上解下来，扔到帐篷角落。她蜷在地上，浑身发抖，衣服湿透了，贴在身上又冷又重。那个中士蹲到她面前，用越南语说：你嘴硬没用，我们有的是办法。你说了，我给你水喝，给你饭吃。她闭着眼，不看他。中士站起来，踢了她一脚，走了。
帐篷里只剩一个哨兵。她慢慢睁开眼，发现哨兵背对着她，在门口抽烟。她开始观察帐篷里的东西：一张桌子，上面有电台和地图；几个木箱，装弹药和罐头；角落里还有一把铁锹。她注意到帐篷布有一道裂缝，能看到外面的树影。天快黑了。
她试着动了动手腕，绳子绑得不算太紧，可能他们觉得一个女兵跑不了。她一点一点蹭，把绳子在木箱角上磨。磨了大概一个小时，手腕破了皮，但绳子断了一股。她停下来，看哨兵。哨兵抽完烟，又点了一根，还是没回头。
她继续磨，终于把绳子磨断了。她轻轻活动手腕，血流回来，手指又麻又疼。她没急着动，等哨兵第二根烟抽到一半，才慢慢爬起来，蹲着挪到桌子边。地图上画着几个红圈，她认出一个是她们经常活动的区域。她没时间细看，把地图卷起来塞进衣服里。又摸到一把匕首，别在腰后。
这时候哨兵突然转身。她没等他喊出声，扑过去用断绳子勒住他脖子。哨兵挣扎，踢翻了水壶。她死死勒住，手在抖，但没松。哨兵不动了。她松开手，喘了几口气，把哨兵拖到角落，用破布盖上。
她掀开帐篷后帘，外面是灌木丛。天已经全黑了，营地里亮着几盏灯，能听到远处有人说话。她弯着腰钻进灌木，荆棘划破脸和胳膊，她不敢停。跑了大概两百米，听到后面有人喊，接着是枪声。子弹从头顶飞过去，她趴在地上，脸贴着泥，闻到草和火药混在一起的味道。
她想起水刑时那种窒息感，现在呼吸却这么顺畅。她爬起来继续跑，跑进一片竹林。竹叶密，月光透不下来，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她摸着一根根竹子往前挪，后面手电筒的光晃来晃去，脚步声越来越近。她摸到一根粗竹子，停下来，把匕首握在手里。
一个士兵追进来，手电筒照到她脸上。她没等他举枪，一刀扎在他大腿上。士兵惨叫倒地，手电筒滚到一边。她捡起手电筒，关了，继续跑。后面枪声乱响，但没了手电筒，他们打不准。
她跑了整整一夜。天亮时，她到了自己人常走的一条小路。她坐在路边，把地图拿出来看，确认了方向。然后把地图重新叠好，放进贴身的口袋。她站起来，往山里走。走了半天，遇到两个游击队员。他们看见她满身是血和泥，先是一愣，然后认出了她。
她说的第一句话是：营地暴露了，得马上转移。他们问她怎么跑出来的。她说：他们往我脸上倒水，我就数数。数到第七次，我知道他们没别的招了。
后来她带着队伍转移，避开了澳军的围剿。那张地图帮他们找到了新的隐蔽点。没人再提水刑的事，但她每次喝水，都会想起那块破布和倒水的士兵。她告诉自己，活下来不是为了记仇，是为了把该做的事做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