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陈山河，雕琢人心：读懂汉赋与骈赋的汉语大美·默斋主人原创文学随笔

在人人习惯短文本、快节奏的时代，再读那些动辄千言、罗列铺陈的古文，理由是什么？我想，是因为它们保存了汉语在想象力与形式感上曾经抵达的边界。那种不惜笔墨、不吝辞藻的写法，今天看起来近乎奢侈，却恰恰是这个讲求效率的时代最稀缺的东西。

如果一定要找一个最敢“铺张”的中国文体，那一定是赋。它从楚辞里汲取浪漫，在汉代长成庙堂巨制，于魏晋萌发新声，在南朝抵达骈偶的鼎盛，一路演进两千年：从汉大赋的磅礴，到东汉抒情小赋的轻灵，再到南朝骈赋的典雅精微，最后到宋人文赋的骈散自如。读懂这条线索，也就读懂了汉语曾经有多么放得开，又收得回。

一、什么是赋：一种横跨诗与散文的文体

《文心雕龙·诠赋》给赋下了六个字的著名定义：“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刘勰同时追溯其源头：“《诗》有六义，其二曰赋。”最早的“赋”本是《诗经》直陈其事的表现手法，后世才独立为文体。铺陈辞藻，描摹物象，最终落在情志上。这个定义点出了赋的双重性格：它兼有诗的节奏韵律，又保有散文的舒展自由，是中国文学里少有的“两栖文体”。

赋的源头并非单一，而是多源共生。楚辞的香草美人、《九歌》婉转的情致，为它注入最初的浪漫基因；先秦纵横家的说辞长于铺排造势，《诗经》颂体自带颂圣传统，诸子散文常用主客问答展开论辩——这几股脉络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赋的文体根基。

到汉代，帝国开疆拓土、物产充盈，正是一个需要“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时代，汉赋便应运而生。与赋同步生长的，还有乐府诗与尚在萌芽的五言诗。乐府扎根民间，是田野间的歌；赋立足庙堂，是徐徐展开的宏大图卷。一个向下凝望人间烟火，一个向上仰望天地山河，二者一同撑起汉代的文学版图。

这里也需要厘清一组容易混淆的概念：骈赋与骈文。二者共享对偶、用典、讲究声律的技法，但文体归属不同。骈赋属于赋；骈文则包含序、碑、论、启等各类应用文体，不能混为一谈。

二、汉赋：铺陈到极致的力量

汉赋最具代表性的品类，是散体大赋，以主客问答为骨架，以铺陈罗列为核心笔法，篇幅动辄千言。

标杆之作当属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与《上林赋》。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汉武帝读到《子虚赋》，慨然叹息：“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左右告知作者尚在当世，便是本朝的司马相如，武帝随即下诏召见。相如入朝之后，认为《子虚赋》仅写诸侯游猎之盛，不足以彰显天子格局，于是续作《上林赋》，专写上林苑的恢弘气象。两篇前后相承，成为汉大赋的典范。

《子虚》《上林》，本质是一场文字里的角力。子虚出使齐国，向乌有先生夸耀云梦泽方圆九百里，山势雄奇、水土斑斓、鸟兽珍异，铺叙开来，如同把一座楚地博物园搬到纸上。乌有先生不甘示弱，转而铺写齐国海疆辽阔、都市富庶。最后亡是公以天子使臣的身份登场，铺叙上林苑宫阙巍峨、万物荟萃：“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入乎西陂。”

这类写法铺展山川草木、金玉鸟兽，细细描摹千乘万骑田猎的盛大场面，文中罗列大量鸟兽草木之名，仿佛要把天下万物尽数收纳于一篇文字之中。

但铺陈从来不止是辞藻的炫示。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赋家的初衷，是在穷尽声色描摹之后，于文末“曲终奏雅”，劝君主守俭、行仁政。矛盾也由此而生：前面铺写的图景太过诱人，末尾寥寥几句劝诫便显得分量轻薄，后世于是概括为“劝百讽一”——讽谏的用意微弱，铺陈的诱惑力反而百倍于规劝。

这份内在矛盾，让晚年的扬雄生出深深的失望。他称辞赋只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甚至悔其少作。他的失望有两层：一是讽谏很难真正触动君主，规劝的目的常常落空；二是大赋着力铺写帝王游宴宫苑之盛，本身就和儒家修身节欲的主张相悖。值得深思的是，即便赋的讽谏效果有限，帝王与文人依旧持续创作大赋。对王朝而言，大赋不只是劝谏文本，更是一种文字化的帝国图景，用辞藻完成大一统秩序的展演与宣告。班固《两都赋》正是试图回应“劝百讽一”的困境：它虚拟西都宾、东都主人展开辩论，西都宾极写长安宫室奢靡，东都主人则以洛阳法度、礼乐中兴折之，以抑奢崇俭的立意，把颂美与讽谏重新安置在同一篇赋里。张衡《二京赋》延续这条思路，同样以文字重构长安、洛阳的城阙宫宇，背后是文人对大一统秩序的文化认同；而贾谊《吊屈原赋》这类骚体赋，则是汉赋里另一条支流，借凭吊屈原抒发遭谗远贬的愤懑，赋在这里，成了失意文人安放委屈的出口。读汉赋，读到的不只是繁密辞藻，更是帝国的脉搏，以及文人置身权力场域之中，微妙的进退与呼吸。

三、骈赋：从宫殿到内心的对称之美

大赋铺张扬厉的风气，到东汉后期慢慢转向幽微的心绪。张衡《归田赋》是关键转折：田园春光取代了宫阙巨丽，笔调趋于轻灵，对偶句频繁出现。它既是东汉抒情小赋的开山，也为后世骈赋埋下伏笔。

骈赋，又称俳赋，以对偶、声韵、用典为核心特征，萌芽于魏晋，鼎盛于南朝。这里需要厘清一个常见误区：“骈四俪六”出自柳宗元《乞巧文》，本是唐人对四六文体的概括，后人习惯拿来概括六朝骈赋，其实并不贴切——六朝骈句长短错落，并不局限于四字、六字对句。

骈赋兴起，对应着文学风气的转变：汉赋追逐宇宙山河的宏阔，魏晋之后，文学目光慢慢转向个体情志。文学自觉的意识在魏晋萌发，骈赋在南朝走向鼎盛。同一时期，五言诗在建安文人手中走向成熟，二者彼此借鉴，从对方身上汲取凝练的笔法与深沉的抒情力量。

曹植《洛神赋》是绝佳范本：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

工整的对句不是为了堆砌，而是为了造境。笔下写洛神风姿，藏的是曹植那份难以言说的怅惘与追慕，形式与情思融为一体。

到南朝，江淹把骈赋推向另一重境界。《恨赋》铺写帝王、孤臣、迁客各式人生遗恨；《别赋》开篇一句“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成为千古绝唱，“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将离别之痛融进无边春色，对偶不再呆板，生出往复回环的音乐感。江淹写的，是普世共通的悲欢。

庾信则赋予骈赋家国史诗的重量。他由南入北，饱尝亡国羁旅之痛，暮年写下《哀江南赋》，以精工的对句追忆江南故国繁华，字字裹着身世流离、故国倾覆的悲慨。值得玩味的是，这套在南朝已经炉火纯青的骈句，入北之后恰恰成了他在新朝立身的工具；骈赋于南朝多是文人自抒情志的载体，到北朝，同样是应对权力、安顿自我的文体。最规整的形式，承载最破碎的人生，这也是骈赋的转向：从描摹风物、雕琢辞采，转向安放乱世个体深沉的家国心事。如果说汉赋是大一统王朝用来彰显秩序的文字画卷，那么南朝、北朝的骈赋，便是乱世文人在破碎的时代秩序之中，借精致克制的对偶，安顿心事、应对权力的载体。

骈赋一路发展，弊病也随之显现：对偶、用典、声律的束缚越来越严苛，极易落入重形式而轻情志的窠臼。唐代科举使用的律赋，是在骈赋基础上增加限韵、定格、限字等硬性规则演化而来，属于赋的独立分支，不宜简单看作骈赋的堕落。也正是不满于骈文日渐浮华雕琢，韩愈、柳宗元发起古文运动；古文思潮推动之下，才有了晚唐杜牧《阿房宫赋》、北宋苏轼《赤壁赋》这类骈散相间、挥洒自如的文赋。文赋挣脱了骈赋严苛的格律枷锁，行文自由，却依旧延续着赋体托物写志的精神内核。

四、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读赋

生僻字繁多、典故密集，是赋摆在当代读者面前的门槛。但愿意沉下心品读，便能看见汉语的两种极致：一种是汉大赋铺天盖地的想象力，以万千词语搭建宏大图景，繁而不乱；另一种是骈赋精雕细琢的对称之美，把汉字字形、音韵、意蕴之间的对仗艺术推到顶峰。

这套锤炼文字的功夫，深刻滋养了后世整个古典文学。初唐王勃《滕王阁序》里“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虽为骈文而非骈赋，技法源头正是六朝骈赋的对偶、用典与声律；六朝骈赋漫长的技法探索，也为唐诗、唐骈文做好了艺术铺垫。《红楼梦》里警幻仙子出场、大观园各处题咏，随处可见骈偶笔法的影子。赋这条古老的河流，一直在古典文学的脉络里静静流淌。

那么今天的读者，该从何处入门？不妨循着三条路径慢慢走近。优先选择篇幅简短的篇目入手，《洛神赋》《别赋》《归田赋》都在千字之内，门槛最低；读《洛神赋》时，可以对照顾恺之《洛神赋图》一同欣赏，文字与图像彼此印证，更容易领会意境；也可以先读白话译文理清脉络，再返回原文，细细体会对句流转、音韵起伏的妙处。

找一个安静的夜晚，轻声诵读一段《别赋》，或是翻开《洛神赋》。在一切都追逐速成、讲求效率的当下，这些古老文字提醒我们：汉语的边界，既在万里山河的铺陈里，也在一联对句的收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