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卫立煌将军最终不想为蒋介石卖命了？因为卫立煌将军有话要说：“我是孙总理的兵，不是蒋介石的兵。北伐时，我是五虎上将之首，剿共时，我是急先锋，卫国战争时，我是中条山之柱，中条山一天不能缺我，河南一天不能缺我。结果老蒋咋对待我的？中条山打的好好的，他给我弄走了，河南守的好好的，他给我弄走了，你嫌弃我，我回家当寓公呗，结果陈诚在东北弄个烂摊子，又给我弄过去了！”
 
1917年，卫立煌进入孙中山大元帅府担任警卫。他后来长期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但一直把追随孙中山革命视作自己的初心。1926年北伐开始后，他带兵作战，因战功显著，常被列入所谓北伐五虎上将之中。这个称呼更多是后来的概括，并非正式军职排名，不过也能看出他在北伐军中的分量。
 
到了土地革命时期，卫立煌多次率军参加对红军的军事行动，是国民党军中有作战经验的将领。换句话说，他并非一开始就与蒋介石决裂，更不是没替蒋介石打过仗。真正让双方关系生变的，是抗战时期前线作战与政治猜疑叠在了一起。
 
1937年，卫立煌参与指挥忻口会战。这场战役发生在山西，国民党军与八路军在不同战线上共同抗日，卫立煌也曾支持八路军在敌后开展作战。这段经历说明，他与八路军的协同并非到了中条山才突然出现，而是早在抗战初期就有迹可循。
 
1939年起，卫立煌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负责中条山防线。这里扼守黄河要道，关系到日军能否进一步进入河南、威胁关中。卫立煌在当地经营多年，依托山地修筑工事、布置防线，手下部队有二十万人左右，中条山一度成为牵制日军的重要屏障。
 
他在抗战中还曾给八路军调拨军械和补给，并与八路军协同御敌。对战场来说，能不能守住阵地、能不能打击日军是眼前问题；对蒋介石来说，国共之间的力量关系同样敏感。卫立煌的做法有抗战协同的考虑，却也让蒋介石更加提防他。问题在于，前线需要灵活配合，最高层却担心这种配合带来别的影响。
 
1941年，蒋介石以休养为由调走卫立煌，改由何应钦接管中条山防务。卫立煌离开后不久，日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中条山防线很快溃败，中原门户随之受到冲击。这场失守不能只用一个人的去留解释，战场部署、兵力和指挥都有影响，但卫立煌被调离与防线迅速崩溃先后发生，难免加深了他对蒋介石用人方式的不满。
 
后来卫立煌转到河南，带兵收复郑州、稳定中原局势，却又一次被调离。两次在前线局面刚有起色时遭到撤换，对一名将领意味着什么？不仅是职务变化，也会让他觉得自己能不能指挥部队，似乎取决于上层一时的信任。
 
卫立煌随后递交辞呈，离开军界，到成都做寓公。这个决定看起来像退场，也说明他已经不愿继续承担责任，却无法决定怎么打的尴尬处境。
 
不过，蒋介石后来还是重新把他推上前线。抗战胜利后，东北局势恶化，陈诚担任东北剿总司令期间，部队损失和部署问题接连出现。蒋介石需要一位有经验的将领收拾局面，便任命卫立煌为东北剿总总司令，让他赶赴沈阳。
 
卫立煌到了东北，面对的却不是单纯的兵力调度问题。蒋介石多次要求沈阳主力出城决战，卫立煌实地判断后认为，贸然出城有全军覆没的风险，因而不愿照办。两人争执的核心，不只是谁听谁的，而是要不要拿城内主力去冒一次可能无法挽回的险。
 
1948年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蒋介石把战败责任推到卫立煌身上，撤销他的职务，并派特务将他软禁在南京私宅。一个曾在中条山和河南承担守土责任的将领，到东北后却在作战判断上屡与蒋介石冲突，最后又被追究责任，这段经历把双方的裂痕彻底摊开了。
 
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卫立煌趁看守松懈辗转逃往香港。1955年，他拒绝国民党方面赴台任职的邀请，从香港返回大陆，后来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60年，他在北京病逝，骨灰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卫立煌的军事履历也不止于中条山。1944年，他指挥中国远征军在滇西作战，腾冲、龙陵等地相继收复，滇缅交通线重新打通。这一战发生在另一片战场，能看出他并非只在某一个阶段有用武之地，也提醒人们，不宜把他的军事能力简单归结为某一次战败或某一段政治关系。
 
那么，卫立煌为什么最终不愿继续替蒋介石卖命？关键不在于他从未为蒋介石作战，而在于他多年身处前线，却屡次在战局关键时刻被调离，后来重新启用时，又因战术判断与蒋介石发生冲突，战败后还被推出来承担责任。
 
他早年认同孙中山的革命理念，抗战中把守土和御敌放在重要位置。等到他发现自己既不能稳定指挥前线，也无法改变上层的用兵决定，离开就不只是个人赌气，更像是对这套用人方式作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