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评明史的时候，给了一句中肯评价：“《明史》我看了最生气。”
但有一个皇帝，他不但没骂，反而给了极高评价——明成祖朱棣。
朱棣凭什么得到这样的评价？关键就在他二十年里，用五次亲征，给北方草原立下了一条铁规矩。
第一次出征，在永乐八年。当时北元分裂后，鞑靼部的阿鲁台势力渐长，一边向明朝称臣，一边不时骚扰边境。朱棣没有急着发兵，而是先派出使臣，稳住对方，自己则在北京调集兵马，囤积粮草。等到秋高马肥，阿鲁台以为可以南下劫掠时，朱棣突然亲率五十万大军出塞，一路追击到斡难河畔，击溃了鞑靼主力。
阿鲁台逃走了，但经此一役，鞑靼二十年没再大规模侵扰边关。
第二次和第三次出征，目标转向了另一个强敌——瓦剌部的马哈木。当时朝中有人主张怀柔，封赏王号安抚。朱棣在廷议中反驳道：“今日予其封号，明日则请城池矣。当于筋骨未壮时，早断其念。”
于是，永乐十二年，明军再次出塞。在忽兰忽失温，明军的火铳与炮车结成车阵，顶住了瓦剌骑兵的冲锋。马哈木战败西逃，虽然主力尚存，但他试图统一蒙古、南下争雄的势头，被硬生生打断了。
第四次远征，已经是永乐二十年。阿鲁台经过十几年休养，又开始蠢蠢欲动。朱棣再次亲征，阿鲁台闻风远遁。第五次，永乐二十二年，六十五岁的朱棣拖着病体，又一次亲率大军北上，震慑意图再起的阿鲁台。回师途中，他病逝于榆木川。

五次亲征，每一次都不同：有时是雷霆一击，有时是打断势头，有时是警告震慑。朱棣用行动告诉草原各部：谁想当霸主、谁想南下挑衅，无论他在南京还是北京，无论路途多远，明朝皇帝就会亲自带兵来打。
他死后，北方边境保持了二十多年的相对安宁。这不是因为敌人消失了，而是因为那条“冒头必打”的规矩已经立住了。即便皇帝换了，规矩依然有效。
在迁都问题上，朱棣也用了同样的策略。他不是突然下旨强行搬迁，而是先用行动造成既成事实。
永乐十四年，南京新建的奉天殿遭雷击焚毁，反对迁都的官员以此为由，称天意示警。朱棣的反应是，下令加快修建北京宫殿，同时将京军三大营的精锐调到北京附近驻防。他对将领说：“彼等在南京所惧，岂是蒙古人？实是惧离秦淮安乐窝耳。今军营在前，乃知所当惧。”
到了永乐十五年，他北巡至北京，此后便带着文武百官常驻于此。等时机成熟，正式下诏迁都时，反对的声音已经微弱了——因为皇帝和最精锐的军队，早已不在南京了。
他把自己的陵墓——长陵，建在北京北边的天寿山。这意味着，明朝皇帝的祖坟就在国门边上。他留下了一个制度性的告诫：后世子孙若守不住国门，连祖坟都看不住。这让后来的皇帝，即便在危急时刻，也不敢轻易言弃北方。
当然，他并非完人。为编纂《永乐大典》，官府曾强征民间藏书，导致不少珍本在运输途中损毁。大功之中，亦有遗憾。
朱棣病逝于最后一次远征的回师路上。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仍在马背上，履行着自己定下的规矩——用帝王的亲征，来守卫他迁都后定下的帝国北门。这或许就是那句“极高评价”背后，最坚实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