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鞠萍向丈夫提出了离婚，丈夫却提出孩子和钱只能带走一样。鞠萍一听就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可鞠萍不忍孩子留在这里，最终放弃了财产。
她知道蒋启星的心思。那些财产，大半是两人婚后共同打拼来的，但更关键的是，他认准了她舍不得孩子。鞠萍没争执，在协议书上签了字，只带走了几箱衣物和儿子蒋翼遥的小书包。
找房子需要时间，她先向单位申请了临时宿舍。那是一间老旧的单间，墙壁有些泛黄。搬进去那晚，她蹲在地上整理东西，孩子怯生生地挨着她。夜里，蒋翼遥小声问：“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回家？”鞠萍停下手里的活，把他搂紧，只答：“这儿就是家。”
生活节奏骤然改变。她仍是《大风车》里那个笑容亲切的“鞠萍姐姐”，可一下了镜，就要飞奔去幼儿园。家长会，她独自参加；孩子生病，她整夜抱着；台里重要的出差机会，她只能推掉。同事和领导都明白她的难处，有时想帮忙，鞠萍大多摇摇头：“我自己能行。”
最难的不是辛苦，而是周遭有意无意的目光。有人同情，有人好奇，也有人当面说她“一个女人带男孩不好过”。鞠萍从不接话，只是把儿子的手牵得更紧些。前夫蒋启星偶尔想看孩子，她也不阻拦。儿子每次从他那里回来，总是格外沉默，小手紧紧攥着爸爸给的旧玩具。鞠萍看着，不多问，转身去厨房，让炒菜的声音盖过心里的波澜。

日子在忙碌与平静中流过几年。儿子上小学后，鞠萍认识了杨硕。杨硕话不多，但实在。他第一次正式请母子俩吃饭，就给蒋翼遥带了本恐龙图册，孩子眼里久违地有了光。杨硕不急不躁，慢慢靠近这对母子，用行动而不是言语。他对蒋翼遥说：“我和你妈妈，会一起好好陪着你长大。”孩子抬头看妈妈，鞠萍轻轻点了点头。
决定再婚前，鞠萍和十一岁的儿子有过一次认真的谈话。孩子问：“妈妈，你会不会有了新家就不管我了？”鞠萍放下手里的东西，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你是妈妈最重要的人，这个永远不会变。”她又补充道：“杨叔叔是来加入我们的，不是来分开我们的。”
婚礼简单而温馨。蒋启星托人送来了一个包装好的音乐盒，鞠萍收了，但没有打开。对她而言，那段往事已经封存，新的生活正在阳光下铺开。
后来搬家，从宿舍搬去新家时，儿子指着那个一直没拆的音乐盒问要不要带。鞠萍说：“带上吧。”东西搬走了，阳光照进空屋，尘埃在光里静静飞舞。她知道，有些东西可以封存，但生活总要向前。
很多年后，儿子出国前整理旧物，又翻出那个音乐盒。“妈，这还要吗？”鞠萍接过来，擦了擦灰，平静地说：“留着吧。”楼下的丈夫杨硕喊她，声音里透着日常的暖意。她应了一声，将音乐盒放回储物间，关上门，脚步轻快地走下楼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