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3岁小红军罗玉琪过草地时突然腹痛不止，碍于女同志就跑远处去方便，不料返回后竟发现草地已空无一人......

他蹲下去的时候，队伍还在视线里。 站起来的时候，草甸子上只剩风吹过的沙沙声。

喊了两声，声音被空旷吞掉了。 一个十三岁的孩子，站在无边无际的沼泽边上，脑子嗡的一声。

罗玉琪是红四方面军新剧团的“红小鬼”。 1933年参军时他踮着脚尖喊“我要参加红军”，招兵的嫌他太小，他拽着桌角憋出一句“家里吃不起饭了”。

这个理由比任何口号都好使，部队把他留下了。 过草地之前，他以为长征就是跟在大人后面跑腿。

草地不讲情面。 断粮好几天，他抓了不知名的野菜往嘴里塞，肠胃翻江倒海，才有了那十分钟的离队。

他拄着根木棍往前走，一步一陷。 路上看见一堆熄灭的火堆，周围躺着几个人，姿势像睡着了，其实已经冻死了。

更让他发毛的是那些插在泥水里的木棍。 老战士告诉过他，那叫“拐棍碑”，有人倒下了，战友把拐杖插在那里当记号。

十三岁的孩子看见拐棍碑，等于看见自己未来的墓碑。 他不敢停，停下来就再也起不来。

一个瘦高的身影从后面赶上来。 那人厉声喊了一句：“不行，怎么能躺在这儿！”

来的是28团三连副连长李玉胜。 他自己腿上也带着伤，是回头找走散的通信员，才撞上了这群掉队的人。

李玉胜把散落在草地上的二十多个伤病员拢到一起。 他说的不是“跟我走”，他说的是“请党员、团员举手”。

十三名正式党员，四名预备党员，六名团员。 二十九个人，在那片随时会吞人的沼泽上，成立了一个临时党支部。

这件事的荒诞和坚硬同时成立。 一群快要死的人，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找吃的，是建立组织。

组织立起来，规矩就跟着立起来了。 找野菜的、拾柴的、烧火的、搀扶伤员的，每人领一份差事。

李玉胜不知从哪儿拖回来一只死山羊。 架在火上烤熟，他一口没吃，躲在旁边啃野菜。

大家不吃了，他接了一块羊肝咬了两口。 后来一个战士饿昏过去，李玉胜从怀里掏出树叶包着的羊肝，那上面只有两个浅浅的牙印。

一块羊肝在二十九个人手里传了一圈，最后又回到李玉胜手上。 他给重伤员每人分了一小块，说“多活一个人就多一粒革命的种子”。

行军途中有人陷进沼泽，越挣越深。 李玉胜喊大家解绑带，接成绳子，自己匍匐着爬过去，把带子递到那人手里。

被拉出来的战士哭着谢副连长，李玉胜回了一句： “是党救了你，是同志们救了你。”

这句话不是客套。 在沼泽地里，一个人拉不动一个人，一根绑带不够长。二十九根绑带接起来，才够得着一条命。

罗玉琪走不动的时候，李玉胜跟他聊过天。 问他怕不怕，十三岁的孩子点头说“有点”。

李玉胜摸着他的头讲飞毛腿的故事，讲“战胜困难就是胜利”。 一个副连长在草地里给一个孩子做思想工作，这事听着不悲壮，但管用。

三天之后，二十九个人走出了草地。 主力部队正在休整，像是专门在等这群掉队的人。

分别的时候罗玉琪哭了，说“副连长，我永远忘不了你”。 李玉胜还是那句话：“不是我救了你，是党组织领导我们战胜了困难。”

这句话被罗玉琪记了一辈子。 他后来做到上海警备区后勤部部长，女儿罗沙粒说，父亲念叨最多的就是“草地党支部”。

李玉胜把话说得很淡，可那三天里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在给这句话做注脚。 羊肝传一圈回到他手上，绑带接起来拉人出泥潭，野菜分着挖，火堆轮流守。

一个人掉队，在草地里约等于死。 二十九个人掉队，有了支部，有了分工，有了“谁也不许先死”的规矩，就走出来了。

罗玉琪那十分钟的腹痛，把他从队伍里甩了出去。 可他被甩进的那个“空无一人”的草地，恰恰是李玉胜们正在回头找人的地方。

拐棍碑插在泥里，是给倒下的人做的记号。 临时党支部立起来，是给还活着的人一个不躺下去的理由。

那根木棍，罗玉琪拄了一路。 他后来的人生里再也没有哪一段路，比从那个空无一人的草甸子走到主力部队面前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