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已经淡出军界、在昆明行医的范石生，出诊途中被杨维骞当街枪杀。杨维骞是范石生昔日金兰兄弟杨蓁之子，认定当年父亲惨死是范石生造成。
 
这桩案子很快轰动全城。可案情越受关注，争论也越多。杨维骞说是报父仇，范石生一方有自己的说法，杨蓁当年究竟如何遇害，至今没有定论。也就是说，枪声有明确的开枪者，仇恨有明确的指向，最关键的旧案真相却没有被彻底厘清。
 
这正是此案最难解的地方。杨维骞把父亲的死认定为范石生所致，这种认定在他的行动里成了理由，却不等于已经查明的事实。一个人相信自己在伸张正义，能不能因此代替审理和证据？这桩案子给出的答案很直白，私人判断无法替代司法判断。
 
杨维骞没有逃跑，还提前准备诉状，主动投案。这些细节让案件带上强烈的悲剧色彩，也让他所说的子报父仇格外醒目。但主动投案不代表杀人行为就此消失，更不能自动证明他指控的旧案属实。法庭必须面对两件事，一件是范石生被杀，另一件是杨蓁之死究竟与谁有关。两件事相互牵连，却不能混成一个结论。
 
庭审时，双方各执一词，旧案没有水落石出。杨维骞因自首被判九年多徒刑，后来获得特赦。判决处理了眼前的杀人案，却没能让关于杨蓁之死的争议彻底消散。所谓报仇，到这里并没有带来一个所有人都认可的答案。
 
民国时期，复仇案件并非只有这一桩。1935年，施剑翘在天津枪杀孙传芳，她的父亲施从滨早年遭孙传芳杀害，她以替父报仇为由行凶，后来被判刑，又获特赦。这个案件和杨维骞案有相似之处，都是子女把父辈旧怨带进现实，也都引发了社会对亲情、道义和法律的讨论。
 
但两案不能简单画等号。每起案件的证据、审理过程和当事人处境都不同，公众对复仇者的同情，也不等同于对杀人行为的认可。施剑翘案的广泛关注，说明当时社会确实会把个人复仇放进更大的道义争议里；杨维骞案留下的疑问，则在于父亲遇害的真相始终缺少定论。
 
人们为什么会被复仇故事打动？可能因为它看起来有明确的善恶，有一笔拖了多年的血债，也有一个愿意承担后果的复仇者。可现实往往没这么简单。旧案证据可能残缺，亲历者说法可能冲突，情绪又会把人推向非黑即白的判断。等到枪声响起，想重新查清事实就更难了。
 
杨维骞没有逃，范石生却已经无法再为自己辩解。法庭能审理的是当下的罪责，未必能为所有旧怨找出完整答案。那九年多徒刑和后来的特赦，终究没有抹去案子的核心疑问。
 
说到底，报仇能让个人觉得自己做了交代，却无法保证死者得到公正，也无法让双方重新回到事实面前。杨蓁之死的真相仍未定论，范石生死于枪口，杨维骞走进牢狱，这场民国血案没有真正的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