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中央任命彭德怀为第三副主任，他的三位上司是谁呢？
彭德怀拿到那份任命文件，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对着名单看了很久。主任李井泉，第一副主任程子华，第二副主任阎秀峰。他的名字排在最后，“第三副主任”五个字写得清楚明白。这三个人，从今天起，就是他的顶头上司。
他很快见到了他们。第一次碰头会在指挥部的小会议室里。李井泉主持会议，说话沉稳，让他先熟悉全局，不必急于下到基层。程子华摊开一沓图纸，指着其中一张说：“川东有个新厂项目，技术组已经定了河滩方案，就等最后勘定了。”阎秀峰则问他生活安置得怎么样，需不需要从招待所调个勤务人员帮忙。
彭德怀摆摆手，没接生活上的话茬。他的手指落在地图上的川东位置，点了点：“这个厂址，我去看看。”
程子华抬起头，提醒道：“那边路不好，前段时间暴雨，还塌过方。”阎秀峰翻着物资分配表，补充说：“河滩方案已经定了，物资调配和工期都压得紧，改动牵涉面太大。”李井泉也温和地劝了一句：“你年纪也大了，又是老总，在成都坐镇指挥就好。”
彭德怀没再多说，只是把手里的笔记本一合：“坐不住。”
几天后，一辆吉普车开出成都，往川东山里去。车上除了彭德怀，只有一个年轻的技术员和一个沉默的司机。山路崎岖，半道上前几日的雨水把土路泡成了泥潭，车轮陷了进去。几个人下来推车无果，干脆弃车步行。等走到预定地点时，天色已经昏黄。
现场的技术干部领着他们看图纸上的河滩厂址，旁边就是陡峭的山坡。干部介绍着优点：“河滩平整，施工方便，原材料运输也近，工期至少能提前两个月。”
彭德怀没急着表态。他离开人群，走到旁边一块坡田边，看见一个老农正在收拾农具。他走过去，指着脚下的河滩问：“老人家，这河发大水的时候，水能淹到哪儿？”
老农直起腰，抹了把汗，指向远处山坡半腰一棵歪脖子树：“五九年那次大汛，水漫上来，比那棵树还高出两尺哩。”
旁边的技术员脸色微微一变，小声说：“我们的设计是按二十年一遇的洪水标准算的。”彭德怀让他立刻去查当地水文站的详细记录。第二天，记录的册子翻了出来，白纸黑字，五九年的最高洪水位，确实超过了设计方案里的防洪线。设计院随后赶来的同志解释，那是极端情况，几十年难遇。
彭德怀蹲在河滩的砂石上，捡了根树枝，在地上划了两条线，一条是设计水位，一条是五九年的实际水位。他抬头看着围过来的人：“‘几十年难遇’的情况，万一遇上了呢？设备、材料、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工期，哪个赔得起？”
回到成都的指挥部，他提出了重新勘测、另选厂址的要求。设计院有抵触，程子华面露难色，预算和工期都是硬指标。李井泉召开会议，让他把理由和依据在会上摆清楚。阎秀峰则埋头核算，对比了物资账目后提出：“如果迁到高处，需要多爆破石方，炸药和工时都增加；但另一方面，可以省下一道大型防洪堤的工程。”
彭德怀在会上说得直接：“多开一条山路，少修一道长堤，这个账，要往长远里算。”
李井泉听完各方意见，最后拍了板：重新组织勘测，新址选定工作，由彭德怀负责跟进。
新的厂址最终定在了更高的坡地上。施工开始后，地方上传来一些声音，抱怨石方工程太大，进度慢。彭德怀又去了一趟，这次他直接在工地的工棚里住了几天，和工人们一起排队打饭，了解实际困难。阎秀峰从后方协调调拨了额外的补给，程子华也从其他项目调配了熟练的施工队支援。李井泉在随后的工作会议上强调：“三线建设，百年大计，不能只图一时省事。”
第二年夏季，川东大雨，河流暴涨。汛情汇报传到成都指挥部时，程子华摊开最初的那套河滩方案图纸，用红笔在河滩位置重重划了一道线——那里果然被洪水淹了。而建在高处的新厂区安然无恙。阎秀峰随即签字，将一批原计划用于该厂防汛的物资，调剂给了其他更需要的水利工地。李井泉在当年的建设工作总结里，特地加了一行：“川东××厂址调整及时，避免了重大损失。”
一九六六年，形势发生变化，彭德怀接到调令返回北京。临行前，李井泉、程子华、阎秀峰三人正在开会。李井泉让秘书把一份最新的工程进度表交给彭德怀。程子华接过表格，在川东厂的那一页批了“同意按新址方案继续施工”的字样。阎秀峰则默默准备了一个布包，里面装着路上用的干粮和水。彭德怀接过表格和布包，没多说什么。
北上的火车开动了。车厢里，他翻开那份进度表，找到川东厂的那一页。“设计高程”一栏，已经工整地填上了新的、抬高的数字。他看了片刻，将表格仔细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