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会姓赵？你哪里配姓赵！”

仅此墨书一语，已足够将鲁迅推上世界无产阶级文学史的塔尖。

1927年4月10日，北伐军攻克上海、南京，广州各界一片庆祝。

然而，鲁迅却在当天的《国民新闻》上发表《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给狂热的庆祝浇了一盆冷水：“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革命的势力一扩大，革命的人们一定会多起来。这样的人们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会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

果然，两天之后，四一二政变爆发。

对于统治阶层的预判，与三年后《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所述，是一脉相承的冷峻审视：“‘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

试问浩浩汤汤百年，今人何以不惧鲁迅？

1934年的《隔膜》中，鲁迅讲了一个清朝的故事：一个普通读书人，给皇帝上书提建议，觉得自己一片忠心，皇帝肯定会赏识他。结果皇帝看了，说你一个小民也配对国家大事说三道四？直接把他杀了……这个读书人，就是犯了“隔膜”的毛病：他以为皇帝是爱民的，是愿意听真话的，只要你忠心耿耿，就能得到赏识。但实际上，皇帝和老百姓，根本不是一家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这，就是阶级史观。

也就是那个亘古不变的真理：阶级，永远是人的第一性。

也就是他在严辞批判极端民族主义与伪爱国主义——即实为真驭民术、愚民术的军阀统治嘴脸时所指：“那些宠犬派文学之中，锣鼓敲得最起劲的，是所谓‘民族主义文学’。但比起侦探，巡捕，刽子手们的显著的勋劳来，却还有很多的逊色。这缘故，就因为他们还只在叫，未行直接的咬，而且大抵没有流氓的剽悍，不过是飘飘荡荡的流尸。”

1936年9月，鲁迅去世前一个多月，写下了《死》。

是文，实相当于遗嘱。

其中一条，令很多人震惊：“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一个都不宽恕”，这就是鲁迅最后的态度，也是他一生阶级硬骨头的最终总结。

1940年，毛主席激荡挥毫：“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

沧海桑田，时过境迁。

为什么今人恐惧谈论鲁迅、回忆鲁迅、剖析鲁迅？

甚至，在诸多官方的文字里更是早已将鲁迅的政治底色和史书姿态阉割化、解构化、神像化、逆折化？

究其深层次原因，也许在于鲁迅其人身上的某种“终身不正能量”罢了。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与文学史上，鲁迅始终是一块最硬的阶级骨头——他一生不依附任何权贵集团，不接受任何统治阶级的招安，在北洋军阀的通缉令、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与文化围剿中，始终以笔为刀，站在被压迫的底层民众一边，向一切等级制度、礼教枷锁、独裁暴力与虚伪意识形态发起永不妥协的进攻。

与此同时，鲁迅终其一生都是军阀与国民党政权“伪爱国主义”最坚定的揭露者。

他从不唱空洞的爱国高调，更拒绝以所谓“国家至上”“民族大义”“以大局为重”等政客洗脑术为案，去同流合污以底层民众心甘情愿地充当统治阶级的战争耗材与压迫工具。

恰如在面对北洋军阀麾下的守旧势力打着“爱国”“保存国粹”的旗号反对新文化运动、给所有批评中国弊端或主张改革的人扣“卖国”“洋奴”帽子时，竭力讥讽这种“爱国的自大”其本质是一种愚民术——北洋政府煽动盲目排外情绪、制造极端民族主义情怀，目的是抗拒变革、维护旧的统治秩序，让民众永远活在愚昧与自大之中——之强韧批驳：“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却尚在其次。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

毫无异议，鲁迅就是近代中国那一群看透了封建统治者与独裁政权惯用伎俩的仁士之一。

一生雄篇万墨，却从未给任何时代唱过“正能量”的赞歌……

从晚清到民国，从北洋政府到国民党独裁统治，他始终在揭露黑暗、批判麻木、戳破幻象……

回问今世，何以至此惧鲁迅，又何以假意念鲁迅？

鲁迅逝世90年了

：《何以惧鲁迅，何以念鲁迅》 何以惧鲁迅，何以念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