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课本不会告诉你：遵义会议后，博古只是从中央最高领导人的位子上退了下来，并没有退出革命，后来的他，出现在不少历史大事件中，只是名字没被重点提起罢了。

1935 年 2 月，红军走到云贵川交界的云南威信县水田寨，一个叫花房子的小村子。遵义会议开完已经二十来天，博古这个总负责其实已经坐不稳了。

周恩来找上门，眼睛瞟了瞟屋角那两只铁皮公文箱。箱子里装着中央的印章、文件和密码，是权力的象征。博古心里透亮，说明天就让小康把箱子送过去，今后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交了权，博古并没有被晾在一边。他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2 月到 7 月代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8 月正式上任。长征路上千难万险，他跟着大部队一步没落下。

这年 8 月，毛儿盖开会，张国焘闹着要分裂党、分裂红军，还想拉拢这个 "受过批判" 的前总负责。博古当场站在毛泽东一边，批评张国焘的分裂行为。

1935 年 10 月，中央红军到了陕北吴起镇。博古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还兼着中央组织部部长。陕北当时刚经历肃反，刘志丹等人被关在牢里，博古到任后一件一件抓平反，把这批同志放了出来。他还帮着搞陕北的经济建设，事务琐碎，却都是活命的事。

1936 年 12 月 12 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扣了蒋介石，电请中共派人共商大计。周恩来先飞西安，没过几天，博古和叶剑英也赶了过去。路上博古跟叶剑英说，这事处理不好就是大规模内战，眼下能领导全国抗日的只有蒋介石，所以他力主和平解决。后来三方谈判，放蒋回南京，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门就此打开。这趟西安之行，博古是中共代表团里关键的一员。

1937 年 1 月，博古接手了一个新摊子 —— 新华通讯社。那时候新华社刚从陕北红社改名，人少、稿子少、设备简陋，博古是第二任社长。

没过几个月，全面抗战爆发，他又作为中共驻南京代表，和周恩来、林伯渠一起跑上海、上庐山，跟蒋介石当面谈判。9 月 22 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博古是桌上谈出来的人之一。

这年 8 月，他参加了洛川会议，会上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年底，王明从莫斯科回来，打着 "国际路线" 的旗号主张 "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博古跟王明过去是一条船上的人，这时却看出了问题，主动跟他保持距离。

随后他被派到武汉，任长江局委员兼组织部部长。1938 年六届六中全会后，长江局撤销，他又到重庆，任南方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在红岩村和曾家岩 50 号做党的地下工作。重庆当时被日机轮番轰炸，办事处周围围着国民党宪兵，党员出门都要两三人同行。博古在那儿一干就是两年多，整顿组织、训练干部、建立地下交通线，把南方白区的党组织一点点重新撑起来。

1940 年，博古回到延安。毛泽东亲自点他的将，让他筹办中央机关报。1941 年 5 月 16 日，《解放日报》创刊，博古当社长，同年 11 月又兼任新华社社长。1942 年整风期间，《解放日报》改版，刊发社论《致读者》，提出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这张报纸从此成为党中央最有力的喉舌。

博古在新闻战线扎扎实实干了 5 年，把新华社从窑洞里的小通讯社带成了初具规模的正规通讯社，后来的人都称他是党的新闻事业奠基人之一。他还凭着一口流利的俄文，翻译了《苏联共产党历史简明教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一大批马列著作，供延安的干部学习。

1945 年中共七大上，博古对自己过去的错误作了深刻检查，大会选他当中央委员。一个曾经犯过路线错误的人，被党重新信任，重新放到重要岗位上。

抗战胜利了，1946 年 1 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2 月，博古被派到重庆，担任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中共委员，跟国民党代表针锋相对，死守政协决议定下的宪草修改原则。

4 月，几个关键问题急需回延安向中央汇报。4 月 8 日，博古和王若飞一起，坐一架美制 C-47 运输机从重庆飞延安。同机的还有刚被营救出狱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出席世界职工代表大会归来的邓发，以及老教育家黄齐生等，一共 13 人。那天天气恶劣，能见度极差，飞机迷了航，在山西兴县的黑茶山上撞山爆炸，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博古年仅 39 岁。

4 月 19 日，延安举行公祭，三万多各界群众赶来送行，毛泽东题写挽词。同一天的重庆，3000 人召开追悼大会，郭沫若含泪宣读祭文，说他 "守正不阿，寡默深藏，为民请命，锐不可当"。周恩来在会上声音低沉地说，博古是为民主宪法的事业走到了最后一口气，流了最后一滴血。

从交出两只铁皮公文箱那天起，博古没有撂挑子。他始终在革命队伍里，一直干到粉身碎骨的那一天。历史课本给他的笔墨不多，但那些他参与过的大事，桩桩件件都记着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