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正值中苏交恶时期，毛主席问许世友：如果现在要打仗，我们有哪些可用的良才？许世友：王近山。主席：哪个军区敢收这个疯子？许世友：我敢收。
许世友回到南京军区后，没有立刻动作。他面前的难题很具体：王近山在六年前因个人生活问题被处理，军籍没了，党籍也没了，下放到河南一个农场。想把这样的人重新启用，不是简单表个态就能算数。
想要用人，先得过档案关。他调来了王近山这些年的全部材料，厚厚一摞。看完档案，许世友心里有了底。问题确实就是那些问题，没有增加新的、涉及原则的错误。更重要的一页纸，是农场党委这两年给出的鉴定：该同志劳动积极，能吃苦，关心集体。
许世友想明白了：他要用王近山，不是因为忘了他的错，而是看中了战争真要来时，没人能替代的那份军事才能。当时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冲突不断，一线部队缺少能打硬仗、打恶仗的指挥员。风言风语常有，但装备和兵员不会凭空变出来，关键位置上必须有最合适的人。
他去了农场。准备了一套从参谋工作入手的安排。职务是南京军区副参谋长，从军队编制上，这不是一个显赫的野战主官职位，但可以参与核心军务，接触作战计划。

许世友对王近山说的也很直白。他递出一根烟，算是老兵之间的默契，然后给了两个条件：第一，去了先熟悉情况，三个月内不要公开表态；第二，职务是因战事需要而设，如果仗打完了，或者打不起来，这个位置不一定能留。
他没有用“恢复名誉”“重新起用”这样的词，只说“南京军区缺个副参谋长”。而王近山回答得更直接——“我跟你走”。
回到军区，第一个考验立刻来了。王近山走在办公楼里，过往的干部都认得他。没人打招呼，但脚步都停了停，目光里什么内容都有。王近山的反应是目视前方，肩背挺直，步子迈得和当年一样。这个细节不需要任何人说，已经抵过了许多解释。
进了许世友的办公室，他没坐下休息，径直走到墙上的中苏边境布防图前，看了很久。然后，他用手指悬空点了点图上的几个位置，说：“兵力前压太多了。要是他们真想打，这些点都是靶子。”
许世友当时没接话，只是倒了一杯水，放在桌上。他知道，这一句话，已经证明了他所有的决心和判断没有白费。王近山看问题的眼光，还是那个能打硬仗的王近山。

第二天上午九点，王近山准时出现在作战室。他没有发言，只是听。会议开到中午，散会后，许世友注意到，几个作战参谋很自然地和王近山走在一起，边走边指着走廊另一端的沙盘讨论着什么。
一周后，一份关于边境东北段防御部署调整的建议，放在了许世友的桌上，署名是“副参谋长王近山”。建议的核心是把过于前出的几个观察哨后移，加强侧翼的机动兵力。许世友签了字，批转给作战部门研究。
王近山就这样重新回到了军队。他的复出，不是一次“平反”，而是一次基于战备需要的“启用”。这个过程没有大张旗鼓，许世友顶住了压力，给了他一个能发挥作用的位置；而王近山用最快的速度，证明了自己对这个位置的价值。
后来，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逐渐缓和，大规模战事最终没有爆发。王近山在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的职位上，一直工作到七十年代。他后来担任过军区顾问，直到1978年病逝。组织上在他的悼词里，肯定了他在各个革命时期的战功。
许世友兑现了他对毛主席说的话。他用了一个被认为有“问题”的良将，补上了当时最关键的一块拼图。而王近山，用重回地图前的那一句专业判断，接住了这份沉重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