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问李鸿章：“你觉得自己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李鸿章说：“臣虑事太密，断事太急。”
曾国藩说：“这不是两个缺点，是一个。你太密，所以急。你把所有可能都想了一遍，最后哪一个都不敢选，只能仓促决定。”
李鸿章沉默许久：“那老师觉得该怎么改？”
曾国藩说：“少想两步。多想一步是谨慎，多想十步是拖延。想三步、做一步，做完了再想下一步。”
这番对话发生在南京的节署里。彼时李鸿章刚带着淮军从上海一路打到天京外围，三十九岁，正是意气最盛的时候。可曾国藩偏偏挑这个节骨眼上泼他一盆冷水，因为湘军上下都在传，李少荃办事快是快，就是临阵改主意比翻书还勤。

李鸿章嘴上没再辩，心里却未必全服。他确实是个爱把棋局摆满盘的人——从上海开埠后的厘金走向，到洋枪队同淮军营制的兼容，再到朝廷里哪几位御史可能参他，事事都要在脑子里过三遍才敢落子。可他也清楚，老师说的“多想十步”毛病，他犯起来连自己都拉不住。有一回淮军驰援苏常，他头天晚上定的进军路线，半夜翻来覆去又推翻，第二天传令兵跑断腿才把先头部队追回来。
真正让他把“想三步做一步”刻进骨头里的，是十二年后的天津教案。
那时他刚接替曾国藩当直隶总督，教案一爆发，法国军舰就开到大沽口。李鸿章手里的牌：一，他比谁都清楚中国水师打不过；二，他知道朝中清流正等着抓他“卖国”的把柄；三，他更清楚洋人逼着要杀天津知府和知县抵命。这三步想完，他把自己关在签押房里一整天，出来的时候对幕僚说：“不能再想了，再想就真不敢签了。”
签完字的当晚，他对着案头“想三步做一步”的字条坐了半宿。后来他对心腹说，老师教他少想两步，是怕他误事；可他在直隶这些年才明白，有些仗没打就输了，你就算只想一步，那一步也是错的。
打那以后，他再签条约，倒真养成了一个习惯：拿起笔之前先问自己——这一笔落下去，是替朝廷挡了一刀，还是替自己多留了一条后路？想清楚了，就不再回头。
曾国藩教他的法子，终究只治得了“想”的毛病，治不了“弱”的病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