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帮土生土长的中国专家，坐下来讨论咱们自己的文化和产业问题，现场压根没有外国人，结果所有人在那全程飙英语？这到底是开会解决问题，还是在这儿练习口语呢？项立刚这话说得没问题。这种学者能真沉下心来了解中国的实际问题？能对咱们的产业发展有真情实感？

几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人，桌上摆的材料大概率也是中文的，聊的是国内某个产业卡在哪儿了、某个文化现象该怎么理解。可一开口，得先在脑子里把中文翻成英文，再对着同样是中国人的听众说出来。

对面坐的人听英文，未必比听中文更轻松；说的人用英文，也未必比用中文更能把问题讲透。

一场本该用来把事儿聊清楚的会，中间硬生生插进去一道语言转换的工序。这道工序不产生任何新信息，只消耗注意力和耐心。如果真要找一句最朴素的质问，大概就是：这是说给谁听的呢。

当然，英语本身没有任何问题。有外宾在场，要面向国际同行发布成果，做跨国合作项目，用英语是基本礼仪，也是本分。项立刚自己也没说学英语不对，他质疑的是场合。

对着空椅子练口语和对着活人做交流，是两码事。把英语从交流工具变成一种姿态，问题就不在语言上了。

姿态的意思是，在这个场合里，谁能把英语顺溜地说出来，谁就自动被归进“水平高”“视野宽”那一档；谁老老实实用中文把问题嚼碎了讲，反而可能在别人心里被暗暗扣一分。

语言本来是拿来用的，到了这一步，它成了一张入场券，一个区分圈内圈外的暗号。

那这种习惯是怎么长出来的呢。不能全怪坐在那间会议室里的人。

往深处看，有一根指挥棒挥了很多年。读研究生的时候，评奖学金要看英文论文；找工作、评职称，SCI和SSCI的分区是硬通货；申请项目，有国际合作经历是加分项。

这套标准层层叠叠地压下来，一个人从二十几岁进学术圈开始，就被反复告知：你用英文写的东西，才算“学术成果”；你用中文写的东西，价值要打个问号。

时间长了，嘴比脑子先动，一到研讨会现场，第一反应不是“我怎么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而是“我得让人看见我能用英语说”。条件反射一旦养成，切回中文反而需要一点自觉。

有一个数字放在这里，比什么议论都直观。

一项针对中国自然科学领域的文献计量研究显示，2023年英文论文占比突破了92%，中文论文占比收缩到了2.08%。

也就是说，在最需要和中国自己的产业现场、工程实际打交道的自然科学领域，用中文承载的学术表达已经薄到了近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

当然，这里面有国际交流的现实需要，有期刊评价体系的客观限制，不能简单归因于“崇洋”两个字。

但当这个比例走到92%对2%的时候，讨论“关起门来飙英语”这件事，就不再是一个孤立的怪现象了。它是同一条河流在下游泛起的水花。

类似的事其实不新鲜。2004年在上海开的第四届全球华人物理学家大会，从演讲到提问，甚至会场门口的指南，全是英文，有海外华裔学者申请用中英双语，被组织者以“国际惯例”为由拒了。

那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二十多年过去，中国在全球科研产出里的分量翻了不止一番，可“用中文讨论中国问题显得不够档次”的念头，在一些圈子里似乎还没有完全退场。

这中间的变化和不变，挺值得琢磨。变化的是实力，不变的是某一部分人对语言和“水平”之间那条等号的执念。

真正让人心里犯嘀咕的地方，不在于英语说得好不好，而在于语言背后那层东西。一个人用什么语言思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跟什么问题贴得近、跟什么经验接得上。

工厂车间的老师傅讲一个工艺难点，用的是带着口音的普通话，里面裹着十几年攒下来的手感；地方产业碰到的坎，往往藏在基层干部和企业主饭桌上那些不太上台面的牢骚里。

这些信息，没有一条是用英文长出来的。

你当然可以把它翻译成英文，但翻译的过程本身就是在过滤，把那些不规整的、带着泥土气的、不够“学术”的部分先筛掉，剩下一个干干净净的框架。

用这个框架去理解中国产业，不能说完全没用，但隔着一层是肯定的。

项立刚问的那句话，核心不在英语，在“了解中国”这四个字。一个连讨论本土问题都不愿意用母语的人，他和这片土地上的具体经验之间，到底还连着几根线，这才是真正需要追问的。

说到底，中文在学术场合被冷落，伤的不是面子。伤的是那些只能用中文才能被准确捕捉的问题，那些还没有被翻译成英文、但恰恰是中国产业和文化最真实的痛点。

一个国家的学术话语权，不是靠把别人的语言说得流利换来的。人家在自己的国土上讨论自己的事，理直气壮用母语，没人觉得有什么问题。

怎么到了咱们这儿，用中文讨论中国的事，反而先矮了一头。

这个弯，迟早得转过来。转过来之后再看那间全程飙英语的会议室，大概会觉得有点可惜。那么多聪明的大脑凑在一起，本该用来把事儿聊透的，结果一部分精力花在了语言表演上。表演完了，问题还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