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长征？

伴随着热播剧《伟大的长征》引发广泛热议，很多人不禁追问：1934年的秋天，中央红军为什么必须离开经营多年的中央苏区？

我们先看一看来自外部的重压：蒋介石在经历前四次围剿失败之后，痛定思痛。1933年9月，他调集50万精锐兵力，专门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塞克特，制定了一套闻名的“堡垒政策”。这套打法不再是长驱直入，而是沿着苏区的边界，密密麻麻修建大量碉堡、战壕、公路。步步筑垒、节节推进，像一张不断收紧的铁网，一点点压缩苏区的生存空间。每往前推进一段，就立刻修筑碉堡固守，切断苏区对外的物资通道、贸易通道，实行残酷的经济封锁。食盐、药品、布匹、钢材，全部严禁流入根据地，企图困死、饿死根据地军民。

到1934年春天，这张堡垒之网，已经缠绕在了中央苏区的腹地。敌人分成六路，实施分区进击。国民党军队依托坚固工事，避免跟红军打运动战；引诱红军去硬冲堡垒，消耗有生力量。此时国民党的武器、弹药、后勤补给，远远优于红军。单纯从硬实力对比，敌我差距已经十分悬殊。

仅仅是敌人强大，并不一定会被逼出走。前四次反“围剿”，敌人同样重兵压境，红军却取得了胜利。这里就必须说到内部的问题：也就是主观层面的重大失误。

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否定了毛泽东、朱德等过去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运动歼敌”的战术。他们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命令弱小的红军去攻打敌人坚固的堡垒阵地，和优势敌人开展阵地决战。一场场硬碰硬的战斗打下来，红军伤亡急剧增加。虽然战士无比英勇，但是大量宝贵的有生力量无谓消耗。

到1934年夏秋之际，绝境已经摆在眼前：苏区的地盘急剧缩小，原本富饶的产粮区接连失守。物资濒临枯竭，缺盐、缺药、缺粮、缺弹药。兵源补充越来越困难。此时摆在面前只有两条路：第一条，死守已经不断萎缩的苏区，继续和堡垒之内的敌军拼消耗。结局极有可能是全军覆没。第二条，跳出这张越收越紧的堡垒包围圈，实施战略转移，保存革命的骨干力量，去寻找新的落脚之地。

这里需要厘清一个辩证的视角：客观上，是蒋介石50万大军的堡垒合围与经济封锁，制造了致命的外部危机；主观上，左倾错误的军事指挥，放大了这种危机，加速了困境的到来。二者叠加，把死守的可能性彻底打碎。

但战略转移不等于单纯的逃命。在突围的计划里，中国共产党还有一层远大的目标：向着西北前进。那里靠近抗日前线，一旦站稳脚跟，就可以举起抗日的大旗，唤起全民族的救亡力量。

于是，1934年10月，中央红军8.6万余人，告别了赣南闽西的父老乡亲，悲壮地踏上了前途未卜的远征之路。

长征的出发告诉后人：敌人的重兵围困是锋利的外部刀刃；而内部路线的对错，则决定了刀刃能不能刺进心脏。历史的艰难抉择，往往就是在生死的夹缝之中，寻找一条求生与前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