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评明史的时候，给了一句中肯评价：“《明史》我看了最生气。”
但有一个皇帝，他不但没骂，反而给了极高评价——明成祖朱棣。
军帐里炭火噼啪作响，朱棣的手按在舆图上，指尖正落在斡难河一带。北征大军已深入漠北二十三日，斥侯刚刚回报，鞑靼首领阿鲁台的主力就在前方三百里。“他以为躲得过这个冬天。”朱棣咳嗽两声，把披风裹紧了些，“传令全军，明晨拔营。”
帐外风雪呼号。随行太医捧着药碗欲言又止——皇帝已连续三日低烧。可朱棣接过药一饮而尽，转身又召见了先锋将领。“不要截杀游骑，”他指着地图上几处岔路，“放他们回去报信。阿鲁台知道我来了，只有两个选择：战，或继续北逃。无论哪种，他的部落这个冬天都聚不拢了。”
这是第二次北征。第一次荡平了北元残部后，草原出现了权力真空。如今鞑靼刚有起色，朱棣的军队便再次出现在他们最难以集结的严冬。户部尚书曾上书说粮草损耗巨大，朱棣在奏折上只批了八个字：“今岁不耗，来岁倍偿。”
风雪中大军继续向北。第四日拂晓，前军与鞑靼游骑遭遇。小规模交战后的俘虏供称，阿鲁台已下令各部族分散撤离。“他选了逃。”朱棣听完禀报，竟松了口气。他要的不是歼灭——草原广袤，歼灭一支主力，第二年又会有新的部落崛起。他要的是打断，是在每个潜在强权刚刚凝聚时，就用军事压力迫使其分散。
此役未经历大战，但回师时，沿途所见皆是迁离后的废弃营地。鞑靼至少需要三年才能重新集结起相当的势力。而三年后，朱棣的第三次北征已剑指崛起的瓦剌。
迁都的争议在南京发酵时，朱棣正站在北京紫禁城的夯土基台上。一场雷火焚毁了奉天殿，南方送来的奏疏堆满了临时行在的桌案，内容几乎全是“天象示警，宜止北迁”。他命人将奏疏全部搬到基台边。

次日文武官员被召至此地。朱棣让人点燃了那堆奏疏。火光窜起时，他指着北方隐约的山峦轮廓：“你们看见的是烧掉的殿，朕看见的是烧不掉的燕山。蒙古骑兵从这里到南京，要过多少关？从这到北京城下，就只有一道长城。”
他随即下令三大营精锐北调驻防，并将自己的日常理政场所固定在北平。反对声渐渐微弱——因为官员们发现，当皇帝和全国最精锐的军队都留在北方，他们那些“重回南京”的奏议，批红时得到的永远只有“已阅”二字。
陵寝选址长陵的消息传出，有老臣斗胆进言：“陵寝近边，恐惊先灵。”朱棣屏退左右，只对太子说了实话：“朕把坟放在这里，后世子孙要弃守北疆，就得先背上不孝之名。守国门不是胆识，是没了退路。”
永乐二十二年，最后一次北征途中，朱棣病情加重。舆驾停在榆木川时，他已无法起身。夜间召见随军文臣，口述最后一道诏书：命太子监国，北边防务一切依永乐旧制。
黎明前最冷的时候，他让侍卫扶自己坐到帐门处，面朝北方。地图在膝上摊开，手指最终落在兀良哈三卫的位置——那里将是下一处需要“打断”的萌芽。
“记住，”他声音已很微弱，但帐内每个人都听得清楚，“草原上长出新芽，就要趁早踏过去。等它长成大树，要砍倒就得用十倍的血。”
说完这句话，他低下头，仿佛只是困倦。那根指着地图的手指，再也没有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