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厅枪杀杨宇霆的执行人高纪毅，亲手执行少帅密令，他最后的结局如何？
1929年1月10号，沈阳大帅府老虎厅，一声令下，两声枪响，东北政坛大佬杨宇霆、常荫槐当场殒命。负责执行这次任务的，就是张学良最信任的心腹，奉天警务处长高纪毅。
很多人好奇：干了这件惊天大事之后，这位“刽子手”，最后下场怎么样？
枪声过后，高纪毅留在老虎厅处理现场。他让卫兵将两人遗体盖上白布，又吩咐亲信守住前后门，不许任何人进出。外头已经隐约传来骚动，他走到电话旁，拨通了张学良办公室的号码。
“办妥了。”他只说了三个字。
张学良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说：“安抚家属的事，你来办。抚恤金从我的特别费里支，数目要够。”
高纪毅放下电话，转身就去了杨宅。杨宇霆的妻子已经听到风声，正瘫在客厅里哭。高纪毅让手下把一箱银元抬进来，对着她说：“这是少帅的意思。往后生活，府上会有照应。”
女人抬起眼瞪着他，一字一顿地问：“高处长，你晚上睡得着吗？”

高纪毅没接话，低头行了礼，退出屋子。第二天，奉天街头贴出布告，称杨、常“勾结外援，图谋叛变”，已依军法处置。布告的措辞，也是他亲自斟酌过的。
那之后，张学良果然更倚重他。北宁铁路局长的委任状下来时，同僚们都来道贺。这个位置不仅管着关内外咽喉，油水也厚。有人私下议论：“高纪毅这是用血换来的前程。”
他只当没听见，每天准时去局里办公。账目、调度、人事，样样亲自过问。有人想从铁路运输里捞好处，被他揪住证据，直接移送军法处。渐渐地，再没人敢在他手底下耍花样。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天津时，高纪毅正在视察车站。电报房里一片忙乱，他抓起电文看了两遍，转身对副手说：“把所有能调的车皮集中起来，优先运兵器和粮食。”
“局长，那普通客车还开吗？”
“开。”他顿了顿，“让老百姓能走多少走多少。”
东北沦陷，铁路局随军南撤。他跟着队伍一路退到北平，手里的权柄没了，只剩下一个“前局长”的空衔。1936年冬天，西安事变的消息传来，他立刻找了几位东北旧部，联名给宋子文、宋美龄发电报。电文是他亲笔起草的，核心就一句：“请以国家民族为重，释放汉卿兄。”
卢沟桥枪响后，北平很快沦陷。日本宪兵队很快找上门来，把他从家里带走。审讯室里，留着小胡子的日本军官很客气：“高先生是人才，满洲国需要您这样的人物。”
他摇头：“我老了，干不动了。”

军官脸上的笑淡下去。连续三天，他被反绑着双手吊在刑架上，鞭子抽在背上，盐水泼在伤口上。每次昏过去，就被冷水浇醒。第四天，军官又来了：“铁路总局副局长，怎么样？”
他吐掉嘴里的血沫，还是那句话：“干不动。”
鬼子见他骨头硬，关了他半年，最后准保释放。出狱那天，他扶着墙慢慢走回家，妻子看见他满身的伤，眼泪直掉。他摆摆手：“没事，咱不回东北，就在天津住下。”
这一住就是近十年。平日里深居简出，偶尔有老部下来探望，说起东北旧事，他总是沉默。直到1948年冬天，几个穿长衫的人敲开他家门。
为首的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说话带着南方口音：“高先生，我们知道您和傅作义将军有旧。北平城防，想请您去说几句话。”
高纪毅看着他们，问：“你们是谁的人？”
“为了北平两百万百姓，来请先生出山。”
他没再细问，第二天就去了北平。傅作义在指挥部见他，两人对坐喝茶。高纪毅没绕弯子：“宜生兄，这仗还能打下去吗？”

傅作义长叹一声。
“东北丢了，华北也守不住，”高纪毅放下茶杯，“但北平城，不能毁在你我手里。”
他前后去了三趟，最后一次，傅作义送他出来时，拍了拍他的肩：“毅兄，我晓得怎么做了。”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高纪毅回到天津的小院，再没参与政事。有时街坊邻居闲聊，问起当年大帅府的事，他只摇头：“过去太久了。”
倒是临终前那个晚上，他突然对守在床边的儿子说：“要是……要是将来有机会见到少帅，替我问声好。”
儿子握住他的手：“爸，少帅还在台湾呢。”
他点点头，闭上眼睛，再没说话。
1963年7月，高纪毅在天津病逝，终年七十三岁。葬礼很简单，只有家人和几位旧友送行。院子里的槐树正开着花，细碎的白瓣落了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