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记者马黎

接上篇：寻找我的同事施昕更（上）

瑞安日报

关于施昕更先生逝世的原始记载，主要来自1987年《良渚文化》上刊登的施时英的叔公施海潮、父亲施忆良的回忆文章，首次公布了施忆良抄录的父亲临终前两天写给家里的绝笔信，以及《瑞安日报》关于施昕更去世的相关报道等。

施昕更在瑞安孤身一人，去世后，瑞安县政府把他的财物、文稿、书籍等遗物，委托一位余杭籍熟悉施家住所的人，付给足够的路费，托其送往施家。谁知，此人萌生歹意，把所有值钱财物变卖一空，窃为己有，只留下了这封信，以及刊载施昕更逝世消息的5月30日《瑞安日报》一份，通过敌伪时期的邮路辗转寄到家中，家人才知道施昕更去世了。

此信被儿子施忆良珍藏，后因历史原因遗失。幸好，“我在20世纪50年代工整地抄录在笔记本上，未被发现，方得以保存下来。”2025年，施忆良在杭州去世。

浙江省卫生厅退休的副厅长叶真，是一位医生，他对良渚文化很感兴趣，曾开展过“良渚古城水质恶化与文明消亡关系”研究，和王宁远做过学术交流。有一次，他告诉王宁远，当地报社认为《瑞安日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刊，民国时期并没有这份报纸。

也就是说，关于施昕更去世时的原始记载可能有误。

“不可能吧，我死都不信哎。”王宁远认为，施忆良自己抄录记载父亲去世消息和悼文的报纸，不太可能出现报纸名称抄错的问题。

但是，他一直找不到《瑞安日报》原件，学界也始终未能确认是否存在其他相关记录。

他在“全国报刊索引”中继续查，看到一条信息。《浙江战时教育文化》1939年第1卷第3期第32页，最底下有一个“出版消息”栏目：“本省方面：《宣平新报》出版、《瑞安日报》复刊。”

具体内容为:“《瑞安新报》为瑞安仅有的一张日报，前因经费关系一度停刊，已达四月之久，现经该县党部竭力筹备，业于四月四日儿童节出版，改名为《瑞安日报》云。”

案子破了。

接下去，王宁远就想找到这份报纸。

但是，抗战时期县级地方报纸的原件存世量极少，无法知道会有什么机构收藏这份报纸。

他想到了自己学考古的大学本科同学洪煜，后来改行了，没做考古，现在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为江南文化与近代报刊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县报搜集、整理与研究”。

洪煜回复，找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份报纸的原件。经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协助，王宁远看到了相关版面的复制件，首次确认了《瑞安日报》的记载。

《瑞安日报》1939年5月30日刊登施昕更祭文

1939年5月30日《瑞安日报》（复刊第五十号）头版，刊登了“噩耗抗卫会施秘书昨病逝”。同时，在最重要的报头位置，刊发了短评，是一篇悼文。

事实上，该报于1939年4月4日复刊后，不到一年，又再次停刊。施昕更5月29日逝世，逝世日期正好处于该报的出版周期内。王宁远说，国家图书馆所藏的这份报纸虽有较多日期缺失，但记载施昕更逝世消息的三天报纸恰好完整保存，“实为学术研究之幸事”。

碧湖

但是，国家图书馆藏的这份《瑞安日报》上，除施忆良转录的5月30日逝世报道，以及6月1日刊载的《抗卫会全体职员公祭施秘书》外，王宁远在中间一天，也就是5月31日的版面上，又发现了新线索。

这天的《瑞安日报》居然还刊登了一篇《碧湖团友会瑞安分会公祭施秘书》的报道，副题：情景凄惨无不涕泪交流。文章记录了瑞安县政府为施昕更举行公祭的详细情况。

《瑞安日报》1939年5月31日刊登

这是首次发现。第一段中有这样几句话：

“兹悉县府同仁暨碧湖战训团在瑞服务团友，以施君积劳病故，悼念同深，为尽友谊起见，除另定日期举行追悼会外，特于日昨(三十)日午后二时，由吕县长率领县府全体同仁暨碧湖团友等齐赴西山下县立医院太平间施君停柩处举行公祭。”

这是我们第一次知道，除了抗卫会的同事，下午2点，县长吕律还带领县府全体同仁，以及碧湖战训团在瑞安服务的团友去公祭。

“碧湖战训团在瑞团友”的表述，又一次引起了王宁远的注意。

碧湖战训团全称为“浙江省战时工作人员训练团”，是抗战时期浙江省政府在丽水碧湖镇举办的抗日干部培训机构。这一记载表明，施昕更很可能有过战训团的任职经历。

此前，我们并不知道施昕更还有在丽水的经历，施昕更离开西湖博物馆、赴瑞安抗日自卫委员会任职的具体过程，一直没有找到相关记载。

王宁远进一步做了专项检索，发现战训团也有报纸，曾出版《训练日刊》《训练特刊》等内部刊物。他从浙江省档案馆官网下载了全部数字化内容，逐页核查。

“干训班改组完毕，今日开始办公”。报纸头条是首次团务会议，列出了参加人员名单九十人。

一个个名字看，施昕更就在其中。

旁边还有一则消息，是每个人的职务和工作分配。比如有佐治班、区治班、县治班，最低一级是乡村建设班，施昕更正是乡建班的教务员。

再看7月29日的日刊，头条标题：结束事宜将赶办完竣，本团准于月底结束。

从4月24日到7月29日，战训团三个月结束，这三个月，施昕更都在这里。

这则消息说，战训团工作结束，工作人员分别发给工资遣散或代介绍工作。哪些人遣散，并发生活费，哪些人给介绍了工作，都做了详细记录。

看到第四条：下列人员转介临时联中服务，各加发一个月生活费，先行遣散。

施昕更的名字，在这里出现了。说明他在7月底离职。

王宁远有些激动，但接下来，他又看到一个心里一跳的名字：吕律。

他任战训团训练处主任兼乡建班班主任。而施昕更去世后的公祭仪式，正是由后来的瑞安县县长兼抗日自卫委员会主任吕律主祭。

他进一步检索《训练日刊》，培训到5月，吕律被任命为瑞安县县长，6月初赴任后，还将整个乡建班全体学员派驻瑞安开展乡村建设实践，最后带走了部分学员到任，但是没有施昕更。

王宁远还发现了花絮。吕律离开的这天，情报训练班的查良镛也申请要调到碧湖的省立联合高中去读书，请求准予批准。这条消息就刊登在边上。那时候他14岁，没错，就是后来的金庸。

平行时空是耐人寻味的。6月，《良渚》风雨飘摇。董聿茂馆长携重新整理完的《良渚》书稿，找到流亡丽水的浙江省教育厅要求出版，秘书长同意出资重印，定名《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因北上陆路交通断绝，西湖博物馆派职员钟国仪携稿从温州经海路绕道至“孤岛”上海，联系重印事宜。

施昕更1938年7月底从战训团离职后，董聿茂帮他协调工作，赴温州谋职。他8月就转赴瑞安，追随老上级吕律，先担任瑞安县政府助理秘书，后改任县抗日自卫委员会秘书，度过了人生的最后阶段。

“在这个过程里，吕律应该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他会去瑞安，因为老领导就在那里。”

而就是在8月的瑞安，施昕更写下《良渚》卷首语，在“瑞安快活照相”拍了一张照片，寄给了好友钟国仪，却没有想到会成为人生最后的留影，也是我们今天最为熟知的他的样子。

《瑞安日报》这天的公祭报道中，还刊登了吕律的悼词。

王宁远说，我们现在在官方文献上补足了他的人生链条，但是，真正跟他接触过的人，目前知道的很少。但吕律不一样，接触施昕更有一年多，我们可以在吕律的悼词中，看到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略谓施君好处，在率直而不好敷衍，能埋头苦干而不露锋芒，他不好说话，但并非骄傲，故与施君交，如吃橄榄，愈久而味愈隽永。施君富于艺术天才，兼富研究兴趣。彼于地质学有相当研究，并有著作问世。”

90年后的8月，8月31日那天，我和王宁远聊到这里，战训团的新发现已经可以闭环了。但他说着说着，突然发现，还有一个缺环。

现在我们确认了施昕更4月-7月在战训团的任职经历，但是，战训团是由原战时政治工作人员训练团（简称政训团）和战时青年训练团（简称青训团）合并而成。那么在合并之前的那几个月，施昕更在哪里？

1937年底，西湖博物馆迁到兰溪时已出现经费紧张问题，1938年2月迁到永康后，仅能留5名工作人员，其余人解散。此时，施昕更失业了。

董聿茂馆长帮他联系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但没有成功。

王宁远推测，董聿茂会不会帮他安排到丽水的青训团或者政训团工作？等到两者合并为战训团后，就留在战训团。

9月1日早上起床，我看到有一条微信。打开，是王宁远发来的一条档案图片，时间是凌晨1点22分。

采访结束后的晚上，他又坐在了电脑前。

“果然和我猜想的一样，施昕更在浙江省战时工作人员训练团之前，是战时政治工作人员训练团教务股的股员！教务主任就是吕律！”

1938年4月编印《浙江省战时政治工作人员训练团概览》

他在国家图书馆官网检索到一条档案：1938年2月18日，施昕更担任战时政治工作人员训练团（政训团）训练处教务股股员。

这又一次填补了施昕更从博物馆离职到赴瑞安工作这一阶段的履历空白，补上了生平经历的关键缺环。

“9月1日恰逢新学期开学之日，我们在凌晨完成最后一批关键史料的收集，完整复原了施昕更的人生轨迹，恰如学子在开学前完成假期作业一般，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

我的同事

王宁远是做史前考古和科技考古的，很少接触近代文献检索，寻找施昕更属于“不务正业”——但这事也很“施昕更”。

1936年5月31日，杭州古荡试掘，西湖博物馆本来派施昕更协助绘制地层图。没想到，这个仅一天的发掘完全改变了施昕更的学术道路。见到古荡已搜集的石器后，他觉得太熟悉了，想起老家良渚就有这类石器，应与古荡出土的石器有联系。试掘后第二天，6月1日，他急急回到良渚搜集，“我也颇有一种热切的心情去注意”。

良渚考古的序章，由此开始。

考古圈有一句话，想的到，才能挖的到。这强调的是思考和探求在考古学中的意义。田野考古出身的王宁远后来转做科技考古，也是自学，也经常“突发奇想”。

2011年，他改变传统考古方式，通过良渚地区1960年代卫星影像的分析和实地调查勘探，发现了良渚古城外围低坝系统，从而揭示出目前世界最早的水坝——良渚文化完整水利系统。但是这还没完，卫片配准后，要实际定位，他就会想，有没有方法运用到手机上，因为笔记本电脑都没有GPS硬件定位功能，野外工作不方便，他自己琢磨出一套方法，用到了田野考古中；立体的历史遥感影像，怎么样可以在野外实时定位观察，他突然想到，几块钱的塑料红蓝眼镜就可以做到，用最经济和简便的方法，代替原来昂贵不便的专用设备方案。

很多人都问王宁远，是什么促使他一直在寻找90年前的一个人？

他说，今天公众想到施昕更都会仰视，但做良渚学术研究，看施昕更，有两种角度，一种跟大家一样，是前辈，我们会仰视，另外有一种角度，是俯视，因为你要判定他的学术贡献，在整个学术史里的地位，做总体性评价。所以寻找他，是学术史的完成。

但当他发现越来越多材料后，有了第三种角度：平视。

王宁远发现，施昕更经常会在学术论文中反复强调，为什么自己要去写这些文章，做这些研究。

22岁，他完成1.4万字《全国矿冶地质联合展览会参观纪略》，谈到参会感想。“近年来欧美及其他各种名义之考察团、调查队等，连绵至未开辟之老大中国，视为世界之奇迹，而劳其长途跋涉为之代庖，国人若不奋起，则将体无完肤矣。”面对当时衰微的国内矿业研究和产业开发，他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

这就能理解，为什么3年后，他撰写《良渚》考古报告的卷首语时，字字悲伤。深深的紧迫感，促使他毫不懈怠，迅速成长，我们可以想象，他几乎是夜以继日工作、写文章。

21岁，他写下1.7万字《地质矿产组回顾与展望》，但他对目前的工作并不满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尤注意我国矿产分布、储量、品质及矿业情形方面，盖因我国矿产，素以丰富自豪，而实际情形，矿业异常衰落，主要矿区，十九操于外人。故本组以后拟将本国重要矿区标本搜求完全，比较其经济价值等，使国人对国家命脉之注意……

科学之研究，物质条件固须必需，而排除艰难牺牲不懈之精神，更为重要，本组当凭此目标做去……

学科初建、国家待兴，新人施昕更把坚持学术作为回应时代、改变现状的方式。后来的良渚考古，从调查、发掘、整理、绘图，到联系出版，几乎全部由他一人完成。

当此世界学术潮流，一日千里，落伍者，耻辱名词也。欲洗刷之，则形式皮毛不为功，空口大言不奏效(所谓学术救国等)，非至实际之阵线上努力不可。

施昕更认为，要改变现状，只能脚踏实地地去做，而不是空喊口号，他说，社会上很多人在讲空话，但不干事。

这句话简直“振聋发聩”，到现在依然没过时。“他有时候说话很直的。”王宁远笑，就像在说他的一个朋友。

“他这个人认准了一件事，就会一直拼命干。我觉得特别有共鸣。他在工作中的脚踏实地，和良渚考古的精神一脉相承，就是立足田野，仰望星空。”

王宁远想，我们这几代人是可以告慰他的，他肯定对我们比较满意。

2021年，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一场纪念大会在河南三门峡举行。王宁远经过仰韶遗址博物馆外，在一面中国考古百年纪念墙前面，停了下来。

18人的群像，李济、安特生、裴文中、徐旭升……施昕更也在其中。他还看到了董作宾和梁思永。1936年11月3日，施昕更在棋盘坟发现良渚遗址后，请这当时已是考古大咖的两位前辈前来考察。在撰写《良渚》考古报告之时，他又“贸然”写信，请他们为报告作序。

施昕更致梁思永、董作宾函

“晚因以发表热之幼稚病，贸然将此报告出版，中心惶恐无似，幸先生不弃指示为感。前请先生草一序文，已蒙俯允，拟本月终将全部校稿寄奉审阅，务希先生不吝珠玉，使考古界方面足以引起视听也。虽然，晚报告之内容不足道，而材料方面在江南考古上尚属创见。”

施昕更不会想到，90年后的今天，他会和他们一起被镌刻进中国百年考古的丰碑。

这些年，王宁远经常想起这面墙。这些今天知名的中国考古学者，有大学教授，也有留洋学者，而施昕更在其中，学历最低，职位不显，是最“无名”的一位。他为什么能“留下来”，载入中国百年考古史册。

仅仅因为他是第一个发现良渚遗址的人吗？中国百年考古有无数重要遗址，但很多“第一人”今天已无人所知，或者被遗忘在时代的洪流中。为什么他能被记住？

如果没有90年来持续不断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在当时有限的发掘条件和认识之下，良渚或许只是一个普通遗址。然而，从施昕更最初在良渚一带发现的13处遗址点开始，90年来，几代良渚考古工作者沿着他的足迹，接力探索，逐步揭示出规模恢宏的古城、世界最早的大型水利系统、精美绝伦的玉礼器体系，这个发达的早期国家被世界所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王宁远越来越发现，施昕更不是一个遥远的、纸上的人，他如此具体，有缺点，有个性，很亲切。

1934年，施昕更代表西湖博物馆参加在天津举办的全国地质大会。前往天津参加地质大会时，他不小心坐错了列车，为了不耽误参会，竟然从已经启动的列车上一纵而下。

“他做事情也很果敢，很直爽，不会藏着掖着，有什么事情他会说出来的。后来他去瑞安当秘书我估计会比较累的。因为，他对浮夸的事情可能比较讨厌，也经常会说两句怪话。原来你没有了解他这么多，不会有这么亲切的感受，现在他就像我的同事一样，他总会跟你说点什么，很投契。”

去年，他在国家图书馆网站检索，发现浙江图书馆藏有施昕更《地质矿产标本采集及处理法初稿》未刊手稿。最后在多人的帮助下，看到了手稿完整复制件，有1万多字。

封面右上方，施昕更用铅笔重点标注三个字：请修改。下面点了三个圈。

手稿封面

第一页引言，他这样写道：

初学地质物者于书本上所得之智识，每苦于理论名称之记忆，若欲得真正自然界之兴趣，了解宇宙之真相，则非自行实地采集不可，夫山川之雄伟，宇宙之奥秘，实足以激发研究之兴趣，故在室内学习之智识，欲应用于实际，则作短时间之野外旅行，裨益非浅，亦科学实验之精神也。

这本书是施昕更为地质“小白”而写的，是一本如何采集地质标本的实操攻略。从采集准备、野外观察、标本采集到后期运输、修理、储藏的全流程规范，事无巨细。

他也是一个从零开始自学的小白，深知科普的意义。在《施昕更文集》中，除了学术论文外，我们看到了很多深入浅出的表达，可以说金句频出。

比如，旅行前要注意什么，他从A列到F。我们来看B.旅行目的。他写了一条温馨提醒：非游览山水而已，须具牺牲耐苦之精神，日炙雨淋，口渴腹饥，皆系常有，荒山僻野人迹罕至者，亦不能畏怯不前，否则，勿轻易尝试。

他说，观察，不仅是标本的观察，地质的观察，更为重要的，是人文观察：“人文与地质，息息相关，人类之生活，莫不受地质情形之影响，恒地质情形不同，各地生产状况，或生活方式，皆显然不同，所谓人杰地灵者，亦受地质影响之意，尼罗河流域为文化最早处，因地质情形使然也，故在采集时，对于历史遗迹、都邑村落情形、生产概况，须一一观察及之，在科学研究上不无裨益也。”

手稿内页

手稿内页

我们还看到了一个灵魂画手。

标本采集回来后，卡片要做怎么做，储藏橱用什么材料做，标本匣怎么做才方便贴标签，他一一画了示意图。

他不放心，还画了抽屉的图，第一遍没画好，打了个叉，又画了一次。

王宁远看着同事这些漂亮的铅笔字，发了一条朋友圈：倏忽九十年，施先生，见字如面。

（图片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感谢中国美术学院张素琪、刘杨对本次报道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