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本昌辞世留下的最大疑惑是：如此德艺双馨的演员，为何到92岁，即去世前一年才入党呢？这背后究竟有何隐情？答案实际非常简单：他个人要求极高，以前一直觉得自己不够格，直到91岁才手写21页入党申请书。第二年5月他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6月30日正式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入党。
他把那厚厚一叠申请书仔细检查了一遍，装进一个普通的牛皮纸信封，没有叫助手，自己慢慢走到单位组织部的办公室。推开那扇熟悉的门，他坐下，从信封里抽出申请书，双手递了过去。
“游老师，您这是……” 工作人员认出他，有些惊讶。
“我的入党申请。” 游本昌声音平静，“写好了，今天交。”
工作人员接过，翻了翻那工整的手写字，足足二十多页。他抬头看看眼前这位白发苍苍的老艺术家，想说些什么，最终还是郑重地点点头：“好，我们按程序办。”
申请交上去后，并没有立即得到回音。游本昌也不问，照常去剧院指导年轻演员，回家练字看书。偶尔有老友问起，他只笑笑：“交了，等组织考察。”
其实内心并非毫无波澜。夜里醒来，他会想起很多旧事。不是辉煌的领奖时刻，也不是济公火遍大江南北的日子，而是一些很细碎的片段：多年前一次演出后，有观众拉住他，说因为他的角色重新相信了善良；剧组里一个年轻场务家里困难，他悄悄帮了一把，对方后来成了很好的舞台监督。这些事他从未当作筹码，此刻却一一浮现。
他总觉得，一个真正的党员，该做的远比这些多。
三个月后，支部负责同志找他谈话。没有客套，直接问：“游老师，您为什么现在申请？”
游本昌想了想，说：“我以前总觉得，党员是个很高的标准。我演戏，算是在文艺战线做了点事，但这不够。党员是得在思想、行动上都够格的。这些年，我不断看，不断想，不断改自己那些小毛病。直到最近这两年，我才觉得，心里够踏实了，敢交这个申请了。”
“您说的‘踏实’，具体指什么？”
“指……心里没有‘我这么做是为了入党’的念头了。” 游本昌缓缓说道，“我就是觉得，该这么做人，该这么做事。和入不入党，其实没关系。”

谈话进行了很久。最后负责同志握了握他的手：“我们尽快走程序。”
又过了两个月，批准下来的那天，是个寻常的下午。电话打来时，游本昌正在阳台浇花。他听着听筒里的通知，说了声“好，谢谢”，挂断后，继续把剩下的花浇完。放下水壶，他站了一会儿，看着窗外熟悉的街景，什么也没说。
正式宣誓安排在六月末。那天他特意穿了件整洁的白衬衫，提前到了会场。面对党旗，举起右手时，他感觉时光好像重叠了——不是重叠在济公成名的瞬间，也不是重叠在聚光灯下，而是重叠在很久以前，一个少年第一次亲眼看见真正的纪律与信仰的那个清晨。
誓词一句句念完，他放下手，眼眶有些热。旁边有年轻同志递来纸巾，他摆摆手，笑了笑。
仪式结束后，他没有参加后面的茶话会，说自己年纪大了，想先回去。走出大楼，夏日的阳光有些晃眼。他慢慢走在人行道上，树荫一段一段掠过。
他没有想“我终于入党了”，而是在想，明天要去剧院，有个新剧本的讨论会。还有，上个月答应帮社区艺术团指导的那个小戏，也该排时间了。
回到家，他把宣誓时佩戴的党员徽章取下，小心放在书桌抽屉里。和那些用了多年的钢笔、老花镜放在一起。
之后的日子，一切照常。他依然去剧院，见朋友，偶尔接受采访。只是有次，一个年轻记者问他：“游老师，您九十多岁入党，觉得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游本昌想了想，说：“就是……心里那盏灯，终于敢说自己亮着了。以前总怕它不够亮，不好意思点出来。”
记者似懂非懂。游本昌也没再多解释。
他继续过着普通的日子，直到一年后的那个清晨。家人后来回忆，他走得很安详。整理遗物时，那枚党员徽章还静静地躺在抽屉里，旁边是那本翻旧了的剧本，和一支用了很多年的钢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