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张治中的女婿第120军军长周嘉彬，既不抵抗，也不起义，而是直接下令就地解散部队，悄悄放走大牢里的政治犯，随后只带了一本《曾国藩家书》，默默出走香港。

周嘉彬是云南昆明人，1900年生，家里穷得叮当响，七岁没了爹，靠姑姑拉扯着念书，在成德中学半工半读，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十九岁考进云南讲武堂，第二年又借了路费跑到广州考黄埔三期，是正经八百的“天子门生”。

毕业后给张治中当少校副官，张治中看他能干，后来把长女张素我嫁给了他，1934年又被保送到德国柏林陆军大学，念了整整五年，跟蒋纬国还是同学。

回国以后一路做到西安警备司令和兰州警备司令，1945年授少将，1949年升第120军军长，驻防甘肃酒泉一带，算是西北战场上的一方人物。

只不过到了1949年，这个人的人生就跟整个大西北的战局绑在一块了，那年春天，张治中作为国民党和谈代表去了北平，谈判破裂后直接留在北平通电跟蒋介石决裂，消息传到西北，周嘉彬就成了个尴尬人。

他是张治中的女婿，在蒋介石那边，这身份本身就是一颗定时炸弹，特务系统盯着他，在解放军这边，岳父都起义了，他带兵抵抗不合适，带兵起义也怪怪的，外人看起来像是被岳父“策反”的，反倒给张治中添麻烦。

再加上兰州战役一打，马步芳的骑兵一触即溃，胡宗南往汉中跑，周嘉彬的120军被推到了一线，他拿望远镜看了看解放军的阵势，心里知道这仗没法打。

他不是没打过仗的人，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他代理第八十八师五七二团团长，带着部队跟日军血战了半个多月，自己还负了伤。

一个真正上过战场见过血的人，对战争的残酷是有切身体会的，他后来在指挥所说“这地方守不住，得留条后路”，这是一个学过现代军事理论的职业军人对胜负的冷静判断，接着打除了让上万条命白搭进去，什么都改变不了。

那为什么不干脆起义？这事得掰扯清楚，张治中刚在北平通电起义，他这个当女婿的转头也举旗，外面人会怎么看？很容易被人说成是张治中“策反亲属”，给岳父背上不必要的政治包袱。

周嘉彬这个人做事讲究分寸，不愿意因为自己的选择连累家人，至于去台湾，那就更别提了，他非蒋介石嫡系，又是张治中的女婿，去了那边等于自己钻进笼子里，后来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没错，蒋介石确实对他动了杀心，他只能选择半路转道去了香港。

所以周嘉彬就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看似“不按套路出牌”的决定，他把军官们叫来，平静宣布仗不打了，部队就地解散，允许士兵自愿返乡，能变卖的军需物资换钱给士兵当路费，库房里剩下的大米和银元，也尽量分下去。

这一纸手令，让上万名可能命丧荒原或者沦为战俘的普通士兵，拿到了回家的盘缠，这些兵大多是被抓壮丁来的农家子弟，早就不想打了，命令一下，军营里先是死一般寂静，然后就像炸了锅，有人蹲地上哭，有人赶紧收拾行李，更多人愣在那不敢相信自己还能活着回家。

做完这件事，他还没停，夜深人静的时候，带着两个贴身卫兵去了城西的监狱，让典狱长打开政治犯的牢门，对着那些衣衫褴褛的人低声说了一句“你们自由了，赶紧走吧”，这些人里头有不少是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周嘉彬心里清楚，在这个节骨眼上放人是冒着极大风险的，但他仍然做了。

处理完这些，他换上一件半旧的灰布长衫，把军装整整齐齐叠好，肩章领章取下来放在上面，桌上只拿了一本翻得卷了边的《曾国藩家书》，页边密密麻麻的批注，有些是他自己写的，有些是岳父张治中的笔迹，然后从后院小门走出去，坐上一辆不起眼的车，辗转飞往重庆，再转赴香港。

到了香港，他拒绝了去台湾报到的指令，在湾仔租了间临街的小屋过起了低调日子，不涉政治也不做生意，每天读书锻炼，日子过得简单。

更让人感慨的是后来的事，1950年，他在香港待了不到一年，就主动回到了大陆，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了一年，之后被分配到水电部当参事，后来还当选了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69年张治中病重住院，张治中的夫人向国务院提出请求，说长女婿如长子，能不能让周嘉彬回来看看岳父，这个请求获得了批准，饱受冲击的周嘉彬终于回了家，翁婿俩享受了一段短暂的团聚时光，这次相见也成了永别。

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有人选择当英雄，有人选择当烈士，有人选择当顺民，周嘉彬选择的是一个军人在走投无路时能给身边人留一条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