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慧入狱后，李淑一曾经去看过她。探监时，李淑一劝杨开慧：你这么年轻，才29岁，还有三个孩子，你就暂时答应何健的要求吧。发个和润之发表脱离夫妻关系的声明，以后再寻找机会复合。

1930年10月下旬，长沙城司禁湾陆军监狱的审讯桌上，重重拍下了一张拟好的脱离关系声明。

国民党湖南省“清乡”司令何健悬赏一千块大洋四处搜捕，终于在板仓抓到了那个带三个孩子的年轻女人。但他没有立刻动用极刑，甚至特意在报端与高墙内留出一条极度诱人的“活路”：不用供出地下联络点，只要公开在报纸上刊登一则声明，宣布同毛主席正式断绝夫妻名分，不仅能当场走出死牢，还能保全一家老小的性命。

这份看似优待的活命条件，其实是一柄淬毒的软刀子。何健心里很清楚，在前线战事屡屡受挫的当口，如果毛主席的结发妻子公开登报划清界限，对苏区军民的士气将是致命一击。

然而，面对酷刑威逼与利益诱惑，杨开慧始终紧咬牙关，只字不吐。眼看硬的不奏效，何健的执法处打起了攻心战，他们默许甚至促成了一场探监——让杨开慧最亲密的闺蜜走进这间冰冷的牢房。
走进探监室的，是当时在长沙福湘女中任教的李淑一。

李淑一与杨开慧的渊源极深。两人的父辈同为留日归来的名士，她们自幼同窗伴读，形影不离。后来，杨开慧嫁给了毛主席，李淑一则嫁给了毛主席并肩作战的挚友柳直荀。当大革命陷入低潮、男人们相继奔赴武装前线后，留在长沙白色恐怖下的两位年轻母亲，成了彼此唯一的精神依靠。

当李淑一踩着阴湿的石阶走入死牢，看到好友时，眼泪几乎夺眶而出。29岁的杨开慧戴着沉重的脚镣，青布衣衫上沾染着斑斑血迹，面容憔悴，但脊背挺得笔直。身旁年仅八岁的毛岸英正蜷缩在角落里，惊恐地看着四周。

李淑一再也忍不住，她一把抓住杨开慧冰冷的手，压低声音泣不成声地劝道：你今年才二十九岁，正是最好的年纪；岸英还这么小，家里还有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你一旦撒手，孩子们往后怎么活？如今人在矮檐下，不妨先假意答应何健的要求，登报登个脱离关系的声明，先把命保住，把孩子平安带大。等风头过去、局势缓和了，往后再寻机会与润之复合，革命队伍里的同志大家都能体谅，没人会怪你懦弱。

这是至亲至爱之人掏心掏肺的肺腑之言。李淑一没有任何私心，她只想让自己的闺蜜和挚友的孩子活下来。在乱世之中，隐忍偷生、保全骨肉，是任何一个普通母亲最本能的选择。

铁窗下，杨开慧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她怎会不想活？怎会舍得丢下三个幼小的骨肉？三个孩子最大的岸英只有八岁，最小的岸龙才三岁。在无数个漫长阴冷的黑夜里，她最割舍不下的就是孩子。可她比谁都清醒，何健要的从来不是一张废纸，而是要用她做诱饵，从精神上击垮润之，玷污整支红军队伍的旗帜。

杨开慧轻轻摇了摇头，握紧李淑一颤抖的双手，语气出奇平静而斩钉截铁：淑一，你的心思我都懂。但我绝不能登报。我和润之不仅是夫妻，更是信仰相通的战友。如果我为了偷生妥协屈服，登报背叛他，敌人就会拿去大做文章，动摇前线无数战士的决心。我若苟活，往后孩子们长大成人，何以面对天下？

她给何健留下的是八个字：“死不足惜，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劝降彻底破裂。1930年11月14日清晨，初冬的寒风呼啸掠过长沙城，杨开慧被押往浏阳门外的识字岭刑场，从容就义，年仅29岁。

杨开慧赴难后，噩耗几经辗转传到中央苏区。正指挥第一次反“围剿”的毛主席悲恸至极，在给杨家的信中写下了泣血之语：“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而劝阻未果的李淑一，同样踏上了一条漫长且孤独的荆棘之路。两年后的1932年，她的丈夫柳直荀在洪湖苏区肃反中含冤错杀，年仅34岁。国民党封锁极严，李淑一毫不知情，在长沙独自教书抚育幼子，苦苦守候了二十余年，直到建国后毛主席来信，她才得知丈夫早已长眠他乡。

1957年，李淑一把自己怀念丈夫的词作寄给毛主席，毛主席挥毫写下了那首传唱千古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他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解释，为何不称“杨花”而称“骄杨”：“女子为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

这段生死抉择里，还隐藏着一段长达半个世纪的秘密。1982年，长沙板仓修缮杨开慧故居，工人在卧室后墙离地两米多高的泥砖缝里，意外挖出了一叠尘封52年的泛黄手稿。

在那些毛主席生前从未见到的私人绝笔中，杨开慧写满了痛彻心扉的牵挂：“我的心挑了一个重担，一头是他，一头是小孩，谁都拿不开。”

面对生与死的审判，她并非无情，而是将深如骨髓的母爱与眷恋，彻底压进了民族大义与坚如磐石的信仰之中。